曼纽尔·卡斯特集体消费与信息技术视野下的空间生产理论

1.“集体消费”视野中的空间生产理论

曼纽尔·卡斯特早年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出发，以“集体消费”为关注焦点，研究都市问题。这一研究成为空间和都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典。

在卡斯特看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城市的一个明显作用不是在于它的生产过程（像当年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而是在于它作为“集体消费”的中心这一特性上。“集体消费”指的是通常由国家集体性提供的服务形式，如大众住房、交通、医疗设施等空间产品。因为集体消费是适应于居住在某一个空间区域中的人的，因此它就有了一个空间的所指对象。而且，提供这种服务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动员，因为它会引发旨在通过集体消费的现存模式进行抗议来改善都市条件的都市社会运动和抗议等。卡斯特认为，因为这些抗议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它们与工人阶级运动联系起来，可能会具有革命性的潜在力量。^[33]

卡斯特所研究的“都市问题”就是集体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中的危机，以及城市社会秩序和地方城市财政的危机。集体消费的设施和过程是城市社区的组织基础。像由资本集中形成的空间活动中心、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等，这些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历史趋势以及矛盾的结果，这些现象所导致的集体消费的扩大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增加集体消费资料无利可图，私人企业通常不愿提供集体消费资料；资本家为了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者为了改善生活质量，这些直接要求增加集体消费资料。这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矛盾，政府必须参与集体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和管理。政府在集体消费中的作用已变得越来越大，它的参与明显地影响了城市社区的生活条件、社会交往和物质形式。但是，政府的行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并且引起了新的危机，尤其是公共财政危机。

卡斯特通过“集体消费”这个中心问题来研究都市问题，这个视角特别强调劳资斗争的焦点并不在于工作场所之中，而是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主要是生物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和集体消费资料的提供。这表明当年马克思所关注的起源于劳动过程的阶级斗争已经让位于围绕“集体消费”所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是在社区的生存空间和社区空间管理机构中，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斗争更为激烈。这种转化使得所有的理论家都不得不关注社区这个基本的大众消费空间。

2.“流动空间”：信息技术条件下的空间生产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卡斯特走出结构主义的影响，开始关注高科技对全球社会经济的冲击、资本主义的技术再结构过程和都市区域发展问题。在其代表性的著作《信息化城市》《网络社会的崛起》中以信息科技的形成和发展为历史大背景，把城市的信息空间或虚拟空间作为研究信息社会的切入点。他认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着新的空间形态，并构筑二元化的城市空间结构。(www.xing528.com)

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西方发达国家造就了围绕国际大都市的新工业空间，其特征是“其技术与组织能力，可以将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区位，同时通过电子通信的联系来重新整合为一体，以及在零组件的制作上具有以微电子为基础的精确性和弹性。再者，生产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地理特殊性，都适当地搭配了每个阶段所需要的独特劳动力特性，以及这种劳动力里相当特殊的部分，其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与环境特色”^[34]。这是一种建立在新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空间分工，这些新产业空间由创新与制造的层级在全球网络中结合而组成。新的产业空间和新的服务型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组织运行，整个过程最后通过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整合。于是形成以知识为基础，围绕着网络而组织的信息流动空间。

流动空间就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流动空间作为信息社会中支配性过程与功能之支持的物质形式，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电子交换的回路；第二个层次是由电子网络连接的核心和结点，而巨型城市则是这个层次的核心，它是信息时代里新空间形式—过程—流动空间的焦点与权力中心；第三个层次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流动空间是支配性的空间逻辑，这种支配由那些占据当今社会领导位置的技术官僚—金融—管理精英等社会行动者所发动、构想、决定与执行。

流动空间作为信息社会的支配性空间形式，其空间表现之一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的张力急遽提升。生活在流动空间中的信息精英是世界主义的，他们的相互结合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由于非历史性的流动而逐步超越了地方的逻辑，而普通大众则生活在地方经验、文化和历史中。正如卡斯特所说：“新的专业管理阶层将城市、乡村和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专用空间殖民化了，他们从当地社会中分离出来。”^[35]就连建筑与地方社会之间有意义的关系也逐渐模糊了，建筑形态拔除了作为意义之背景的经验、历史与特殊文化，走向非历史性、非文化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形态。其空间表现之二是社会—空间层级化。“从权力的顶峰与其文化中心起始，组织了一系列的象征性社会—空间层级，而在一个层级性隔离的转移过程里，低层的管理者可以构成次级的空间社区，也将他们与社会其他人隔绝开来，以便模仿权力的象征并且挪用这些象征，而这一切共同造成了社会—空间的碎片化。在极限处，当社会紧张加剧而城市衰败之际，精英便躲在‘有警卫的社区’内避难，这是90年代晚期遍及全球的现象。”^[36]其空间表现之三就是新二元化城市兴起。在信息经济中劳动力空间重组的一个基本结果就是二元化城市的兴起，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重组与拆分社会阶级构成的决定性角色。“一方面，劳动力的再循环、没落和调整导致这样的格局：许多领地被隔离、文化被分隔、受社会歧视的社群，应为在生产关系中地位极端不同而构不成阶级，但其身份在城市中的领地上的划分上得到反映和强化。另一方面，人口的一个很大部分（在最大的都市区里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在新经济中占据信息生产者的优势地位，享受高级别文化和教育，得到相应的高收入，并根据其社会影响和组织能力控制政治决策。……二元化城市的本质：一种城市形式，它链接起在信息发展模式中新社会支配类别的兴起；同时，使拆散的劳动力的断片以及并入显现中的经济结构的新劳动力的组分，脱离与对立起来。二元化城市基本的当代意义，是指空间重组的过程，明显的劳动力断片通过它进入或是被排除出新历史的创造。”^[37]

卡斯特认为，信息流动空间正逐渐取代城市空间的意义是当今社会的一个主要趋势。流动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加具有破坏性的一种社会分裂与再统一形式。在流动空间里没有明显的压制，没有可辨明的敌人，没有一个可以承担确切社会责任的权力中心，甚至连这些源流本身已变得模糊。基本的事实是，原有的社会含义在逐渐消失，地方社会在流动空间的重组中变得淡化，而这一空间的轮廓、起源和最终目标都不为人知。

新的技术经济使得信息流动空间成为不可逆转的经济和实用组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