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列菲伏尔的时间-空间-社会三重辩证法: 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分析

1.列菲伏尔空间生产思想的理论语境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理性控制从生产场域延伸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域，人们的居家生活甚至最为隐私的性关系，也都成为大众文化控制的产物。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亨利·列菲伏尔认为整个日常生活已经成为时代的精神。哲学要保持其理想特色，就必须深入到日常生活批判中。他在黑格尔—马克思的理性实践批判观念和尼采的虚无主义之间，寻求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与价值重构。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列氏把空间生产的变革和革命作为“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即生产的意识形态和创造性行为的意义变成了消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夺去了工人阶级从前的理想和价值，但维护着资产阶级的身份和地位）驾驭日常生活，对抗日常生活的拆解原则，进行文化总体革命的三大路径之一（列菲伏尔把性的变革与革命、都市变革与革命、节日的重新发现和推崇作为文化总体革命的三大路径），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风格。他认为现实社会中除了日常性的极度张扬这个趋势之外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工业化的发展总是同都市化的发展关联，都市化为个人与集体的聚会提供了地点，为来自不同阶级的人们提供了聚集的空间。这提供了节日恢复的可能。“城市的本质将是对恐怖的挑战，是反恐怖主义的方式。城市的变动不居的自我表达和创造性（形态学、装置、计划和模铸的位置，充足的空间和地点）将保持着适应性，以致它支配着强制力，并且为假装设定了界限，严格限制着对风格与艺术品、纪念物、节日的想象，娱乐与游戏将被赋予它们从前所具有的意义，具有实现它们的可能性机会；都市社会包含着这种趋势，即面向节日的复活这一趋势……它将以自己的日常性术语来改变日常性。”^[21]

2.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内容

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下，亨利·列菲伏尔在《空间的生产》（1974年）、《资本主义的生存》（1976年）和《城市论文集》等著作中，用“空间—时间—社会”三重辩证法视野提出一套完整的空间生产理论。他的核心观念就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即当今西方“消费社会”的先驱）、“城市权力和差异权力的斗争”“意识的都市化和都市革命”，以及“普遍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动力”“从地方到全球”。他认为必须从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三者之间的关联缠绕中探讨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它的物质属性，但是它绝不是与人类、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反之，正因为人涉足其间，空间对我们才显出意义。空间也具有它的精神属性，正如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等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的观念形态和社会意义可以抹杀或替代它作为地域空间的客观存在。

列菲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是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在列菲伏尔看来，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列菲伏尔首先批评了将空间仅仅看作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的传统社会政治理论，他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列菲伏尔的空间分析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三个特殊层面：第一，列菲伏尔将空间看作是社会行为的发源地，空间既是一种先决条件，又是媒介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物。列菲伏尔的“生产”概念，有别于经济学中被简化为工业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的生产表现为它对相关行为强加上某种时空秩序，具有束缚主体自由的功能。第二，社会空间是资本和区域国家所产生的都市化建设环境与组织—机构基础下的“第二自然”，资本和区域国家看见实践残酷地将使用价值得以实现的日常生活领域同一化并试图摧毁之，而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空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相互作用。第三，社会空间是空间等级或规模（全球范围、国家范围、都市范围）的支架，在其之上资本主义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区域化、非区域化以及重新区域化的过程。总之，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可见实践目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框架，对当地资本主义的充分理解只有将其摆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不过，尽管全球化趋势在日益强化，但是社会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依然具有区域性，“次全球空间”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列菲伏尔的空间分析理论划分了三个层面空间：全球化空间、都市化空间和国家化空间。资本主义的开启与压制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够实现，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促成了空间的生产，并形成了一个转化了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它产生了大量无法解决的矛盾，并最终导向资本逻辑以外的另类形式的空间实际。比如在当代工业化国家中，工人既不愿意选择为无休止的成长与积累拼命，又不热衷于通过暴力消灭国家，而是希望工作本身消亡。列菲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所谓都市革命实际上包含着差异空间的生产、空间之间的吸纳与兼容以及对自由时间的争取。最重要的是，只有在都市的背景下，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反空间”才能够生存和被捍卫，并最终得以扩展。至于国家化空间，由于它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担当中介的角色，因而成为空间矛盾与冲突的焦点所在。国家依然继续扮演着争取控制、重组以及转化社会空间的中心角色。^[22]

列菲伏尔在《资本主义的生存》和《空间的生产》中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就是基于对一种日显包容性、工具性和从社会角度加以神秘化的空间性的建立，这种空间性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借以逃避批判视线。资本主义毫无依据的空间论面纱与其他各种空间生产模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凭借同质化、分离化、等级化的同步倾向来独特地生产和再生产地理的不平衡发展。(www.xing528.com)

列菲伏尔认为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性，被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

根据爱德华·索亚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的论述^[23]，列菲伏尔将先进的资本主义空间与社会各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直接地联系起来。

这种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借此有能力通过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延长自己的存在的诸过程。他从三个层面界定再生产：第一，具有生物生理的再生产，基本上存在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语境中；第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第三，各种社会关系更大规模的再生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空间组织已经十分突出地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主导性制度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些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了资本主义本身生存的主要基础。

列菲伏尔的理论基础是：由社会生产的空间（基本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在乡村里的城市化空间），就是各具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之所在。这些具有主导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具体的和人造的空间性形式得到再生产，而这种空间性已经继续被一种处于不断推进中的资本主义所“占有”，被分裂为各个部分，同质化为离散的商品，组织为各种控制场所，并扩展到全球性的规模。资本主义的生存已仰仗于这种独特性的生产和对一种零散的、同质化的并具有等级结构特性的空间的占有，达到目的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官僚（也就是说国家）控制的集体消费、在多层面上对中心和边缘进行区分、将国家的权力强行注入日常生活。唯有各种生产关系不再能得到再生产，而不是简单地在生产本身中被停止（那种工人至上主义的持久性策略）时，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才会到来。

阶级斗争必须包括并聚焦于这样一个易受攻击的点：空间的生产，即剥削和统治的区域结构，也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通过空间控制的再生产。况且，阶级斗争必须包括所有那些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强加的空间组织的剥削、统治和边缘化的人：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斗争将以一种“城市革命”的形式出现，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框架里的城市的权利和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权而战。在欠工业化国家里，阶级斗争也将聚焦于区域的解放和重构，聚焦于对空间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结构中主导性核心与依附性边缘的两极化体系的控制。

我们认为，列菲伏尔深刻地洞见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存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化，这种空间化与资本新的发展态势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