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空间生产的生态化：理论与实践

我们生活在生态化的时代。在人类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经历了痛苦的反思与选择。

1.工业社会空间反生态化的哲学分析

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大写的人”在启蒙理性的催动下确立了对大自然的绝对统治地位，自然客体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在工业主义的旗帜下，经济增长成为所有发展中工业社会的世俗宗教，在商品经济制度煽动下，人类将自然当作新奴隶来对待，当作为满足人的利益需要而加以剥削的“它者”或“客体”来对待。当人类把自己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变成统治自然的工具时，人类更加肆无忌惮地把自然生态系统“分解”为各种工业原料，采取榨取式和分析式的实践态度，其具体的图画是：人类对自然直接采取奴役式态度，将自然踩在脚下，分解它的有用元素，填入已分化的片面的工业体系中去。人类文明不只是吃自然界的“利息”了，而且开始吃自然界的“老本”。人类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无限制地破坏生态环境和污染环境，于是，人与自然之间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彻底逆转：人与自然之间全面分裂、疏远和冲突。人与自然的分裂成为工业文明的一大景观。工业文明的原子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充分彰显。工业城市中的空间生产在反生态方向上渐行渐远。

在“物的依赖”早期时代，人们没有“主体—客体—主体”框架下交往实践的哲学致思取向，有的只是“主体—客体”二分的、片面的哲学取向，没有认识到任何指向生态环境客体的实践行动最终透过中介化的生态客体指向另一极主体，这导致空间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文理性的丧失和工具理性的张扬。

2.空间生态化：工业文明生态危机的现实教训

人类对生态客体的破坏性开采和掠夺性攫取导致生态危机，激发生态运动，催生了以生态学为主导的现代环境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生产的空间表现出生态化倾向，任何使工业文明中人类掠夺式的工业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得以延续的消极尝试都无法为继，人类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宏观生态学问题，即地球复合生态系统的整合功能问题。

人类生存的境遇在工业文明条件下成为“主体—客体”二分的典型写照，打开人与自然冲突的一个截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血淋淋的生态危机：“农耕文明状态中人类依赖自然、与自然保持稳定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人类从受自然客体支配、压迫状态翻身为征服、改造自然的主人。有了强大的实践力量，人类可以无限制地榨取自然脂膏，供己享用，森林大片地被砍伐，被用作工业和民用材料；农耕被破坏，资本主义纺织业需要退耕还牧、提供大量的羊毛原料，开矿到处剖解自然的胸膛，挖取矿石；工业对资源的无限需要使自然界从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一个个孤立的自然要素：煤、石油、天然气，盐和铜、铁、镍等等，变成了对应于人的理智抽象思维和相应片面实践（工业）的对象物——资源。自然界生态圈没有自足存在的权利，而是被‘分析’‘抽象’为各个不相关的原子，然后供高炉、机器和化学反应室加以‘人化’，成为一大堆原子般再没有生态能力、自循环可能的‘人工自然物’，最后供人类消费。工业在榨取自然资源、分解自然生态的同时还大量污染环境。工业废气弥漫于天，工业废水污浊于地，工业废渣堆积遍野，我们的生活环境正受到极大损害。大气中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悬浮颗粒物、氧化剂、挥发性有机物、铅等。这些无论对自然生命体还是人类来说都是十分有害的成分。工业废水流向江河湖海，生活污水侵蚀环境，无论是含色、臭的废水，还是含有有机物的废水，甚至是富营养化废水，均会造成自然生态的破坏，更不用说有毒废水的肆虐了。……此外，引人注目的是海洋污染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石油泄露、核废料倾倒、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等等公害，使大批如鲸、鱼、鸟等海洋性生物死亡。……相比之下，废物污染更是触目惊心。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所造成的核放射性污染，曾使大片的土地上几乎所有生物变异、死亡。各国工业的废渣、废料、污垢、烟尘、垃圾、废品等，堆积成山。越是工业发达国家，越生产出更多的废物，有的为自己洁净，不惜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物。总之，‘三废’成为荼毒全球的公害。”^[4]

500年前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生态化的生存空间和当今反生态主义空间布展的工业化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理查德·瑞吉斯特在《生态城市——建设与自然平衡的人居环境》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500年前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整个城镇好象是一座楼房，由许多3到5层高的独立房间错落有致地组成。社会秩序，特别是合作共生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区表现出一种以土地为中心、关注季节变化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神圣的土地下挖有举行宗教或庆祝仪式的大型地穴。……菜园小而多样化，意味着有多样的产品。森林部分被砍伐，提供家家袅袅炊烟所需的薪材。鹿、羚羊和野兔在河谷和干旱的台地上生息。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大量人类信仰、价值观和生活导向的迹象。”

“与此相反，当今城市根本没有这种天人合一的整合形态。今天的典型城市及其纷杂的街道和公路，大都被低劣的灰色水泥建筑以及黄色、褐色和灰色光环的汽车尾气所包围。从这些有毒的气罩中不时钻出一个属于银行、保险公司和巨型企业的高层屋顶。在这些金钱、安全、消费主义和权利象征性建筑之上的是电视发射塔，其顶尖闪烁着高科技的红光，以警示那些满载乘客、嗡嗡作响的巨型喷气铝合金昆虫避开。电视塔把图像直接传送到千家万户。电视节目里宣扬和推崇的是人类脱离自然、征服自然以及人们内部冲突的主题。电视已成为人们自我崇拜的神坛。由于电视塔的缘故，蔓延几乎超出想象，它以不可见的、从卫星上反射的电磁波，覆盖了整个冷寂的空间，在夜晚的星光之后或者清晨微光之前，沿着幽灵般的寂静路线在城市上空和星际之间传播。人们每天在高层建筑中度过三分之一时间，其他时间则贴入厚厚橡胶圈上移动的金属盒子中，穿梭于上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形成了这种特有的景观。”^[5]

在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文明以后，人们猛然发现工业社会是一种超越生态承载能力的社会，它的发展完全建立在背离自然、破坏自然、违背生态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制造了“人类困境”：人类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彻底破坏了人类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使人类与自然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从而陷入“增长的极限”。工业化时代的空间生产已经步入死胡同：尽管空间生产是工业城市时代经济繁荣的引擎，但是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经济资产的积累是以对更大地域自然生态资产的掠夺为代价的。空间生产离开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支持不可能持续发展。空间生产压倒一切的反生态化的发展方向必须扭转，否则，人类将面临“寂静的春天”：如果人类不解决环境生态问题，本来生机勃勃的春天将会不再有鸟叫，变得一片“寂静”，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

人类发展困境唤醒了公众环境意识，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环境运动由此勃兴。绿色和平组织和罗马俱乐部是现代环境运动的中坚。绿色和平组织在《相互依赖宣言》中明确表示：“地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学会像尊重我们自己一样尊重它；正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必须爱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它提出了环境科学的三大原则：“第一，一切生命形式都是互相依赖的；第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取决于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三，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所有生命系统的生长也是有限的。”^[6]罗马俱乐部成员中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等人的《人类处在转折点》，贝切伊的《未来的一百年》，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的《只有一个地球》，这些著作都警示只有人类生存的空间走向生态化，唯一的地球才能成为人世间幸福的家园。

以生态学为主导的现代环境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中的各要素之间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相互依赖性。“科学家们深入详细地研究了物质结构与能量实质，从而提出了物质世界和生命统一的图像。整个宇宙是一个单一的统一体系，生物界的动态平衡是通过很脆弱的相互牵制和平衡来维持的。人的生命是顽强的，又是脆弱的。”“地球的环境，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生命得以发生、持续和进化。”“人类的生存有赖于整体体系的平衡和健全。”^[7]

3.空间生态化的理论与实践(www.xing528.com)

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存境遇，检讨自己的行为，逐步认识到人类生产的空间形态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走向生态化的空间生存方式。这种趋势就是正视工业城市建设中的危机，建设生态城市，创造生态文化和生态经济，使人类有可能解决城市良性循环和健康进化的问题，而不是采取马后炮式的末端治理。早期表达空间生态化趋势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地理学家彼特·克鲁泡特金在《田野，工厂和车间》和埃比尼德·霍华德在《明日的花园城市》中的思想。^[8]

克鲁泡特金认为，电气交通和电力有着非常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可为城市向分散的小的城镇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些小城镇里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并享受城市和乡村两者的优点。这样的城镇可以更好地关心人的价值。

霍华德在早期乌托邦作者和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下，提出了“花园城市”的思想，并在英国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他认为，花园城市这个空间发展新形式能用现代化的技术来消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别与鸿沟——在乡村里，经济和社会设施非常贫乏，在城市里生物和自然方面也同样贫乏，处于劣势。因此，应该把城市的所有功能疏散开来，寻求城市与乡村稳定而持久的结合，而不是脆弱的联结。他把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这一重要的生物标准引用到空间生产中，以实现城市与乡村在范围更大的生物环境中取得平衡，城市内部各种各样功能的平衡，尤其是通过限制城市的面积、人口数目、居住密度等积极控制发展而取得平衡，而一旦这个社区过分增长以致功能失调时，能另行繁殖（开拓）新社区。花园城市以有计划的疏散代替盲目的集结，以分散代替垄断式的集中，以生态系统中的统一代替混乱，使空间生产本身盲目发展而丧失的新鲜空气、阳光和优美的自然景观重返人居空间。这样，正如瑞吉斯特所认为的那样，花园城市是生态城市开始出现的标志，它启发了人们进一步发展生态城市的愿望。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们在建筑领域把生态和建筑结合起来，以限制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为出发点，顺应自然，以友善的态度和展望未来的超越精神合理协调人与建筑、人与自然的关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筑师们在对“人类困境”的反思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利用生态疗法恢复被扰乱的宇宙秩序和修复被损坏的自然环境的紧迫性，开始意识到有必要把人类的生态智慧和建筑智慧有机结合起来。

20世纪美国著名的生态建筑学家保罗·索列里在60年代把建筑学和生态学融合在一起，创建了“建筑生态学”（Acrology），把城市看成是一个使文化与自然融合的极佳的工具。他认为三维立体的城市能够伴随生态环境的进化实现城市本身的进化，这种新形态的城市具有大量的半开放空间、与自然亲和的全景展望和大面积大教堂式的步行街。这种城市高度浓缩复杂的结构，占地少，能耗低，使用可再生能源系统，令市民摆脱对汽车的依赖和汽车带来的费用与危险。这种城市是紧凑、多样、高效的典型。索列里把这种空间生态化思想勇敢而坚定地付之于实践，他以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外一个叫天堂谷的沙漠地区为基地构想了自己的生态化城市，并在附近的Cosanti基地里建造了名叫Acosanti的当地第一个生态城市。

就此，建筑生态化趋势愈演愈烈，人们在为自身营造生存空间的同时参与生态建设。

生态建筑大致有三种类型：^[9]

第一种是绿色建筑。这种类型的建筑借助于绿化和覆土等手段，将自然移植到建筑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建筑和人的活动对生态秩序的消极影响。这类建筑类似园林建筑、山水建筑或者景观建筑，但是它们的终极目的不是像那些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亭台楼阁那样只是为了观赏，而是在满足建筑的基本需要的同时，通过自然手段把人工化的东西隐藏起来，一方面使建筑本身成为一种虚拟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使建筑的小环境更接近自然状态，达到降低能耗、净化空气、舒朗身心的目的。

第二种是自然节能建筑。这种类型的建筑主要是通过选择适宜的地段和适宜的气候手段，运用一些易溶解、无污染的自然材料，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降低能耗。这种建筑中大多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原生态建筑的范畴。因势乘便，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是这类建筑的主要特点。与绿色建筑移植自然的方式不同，这类建筑更多的是采用因借——地理环境的因借和建筑材料的因借。

这两种生态建筑多少表现出一种返归自然、回到原始的倾向。或者说，它们表现了建筑师们对科技文明的痛苦记忆和对科技的悲观态度。

第三种是科技节能建筑。这种类型的建筑是一些掌握高科技的建筑师以高科技手段解决节能、采光、环境净化和资源的再利用问题的建筑。比如美国的世界第一座运用双层表皮技术的胡克尔大厦就是科技节能建筑的典型。

这些空间生态化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对功利主义塑造的空间样态的扬弃，都是人们对工业时代被扭曲了的生存空间的反叛，都是渴求未来新型空间样态过程中的勇敢尝试。它们向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当代城市展示了摆脱工业化时代发展困境的未来可以尝试的路径。空间生态化是人类生存空间不可回避的历史趋势，但如何实现空间的生态化对于具体的民族国家来说还有待于在其实践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