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业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始基础
当年马克思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形成了以工业城市为原始基础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强化了工业城市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实践中的地位。一方面，作为空间生产结果形态的工业城市培育出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换句话说，现代工业城市是市民社会无机的躯体，市民社会和工业城市之间的联袂关系为资产者彻底战胜封建势力，开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道路，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创建了物质空间基础；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按照自身的面貌组织了适应自身需要的城市空间结构，而这种城市空间结构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城市由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在空间上的投影，也可以说工业城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布展，资本形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结构、空间形式和空间关系。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认为像巴黎这样的中心工业城市孕育出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现代社会政治运动形式，并促使雇佣劳动阶级在工业资本的运动中形成这样的自觉意识：为了谋求摆脱工业资本的奴役，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从而实现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唯一理想，即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因此，正是工业城市这种空间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第一次使雇佣奴隶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资本所有者的执政特权。
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形式紧密地与其社会结构相关，同时工业城市变迁也与历史之演化相互交织在一起。工业城市从此进入现代政治的灵魂。工业城市变迁的基本向度是：不同社会阶级和历史角色对工业城市的意义、社会结构中的空间形式意义以及与整个社会结构有关的城市内容、层级和命运的冲突性争执。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业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这两个历史角色在工业城市中根据他们个别社会利益，在基本社会组织规则之间彼此对抗、冲突的一个结构现实。这两个历史角色在工业城市中造成的对抗过程成为直接与社会斗争动力有关的支配与反支配的冲突过程；这种对抗使得城市与空间相对于社会生活组织来说获得根本功能，即赋予空间形式以特定目标的冲突是社会结构之支配与反支配的机制之一。
如果我们从工业城市功能的角度把它界定为资本的机器，那么工业城市的机能将细分为工厂中剩余价值的榨取、劳动力的再生产、城市化过程中经由房地产的利益榨取、金融机构的资本循环组织、商业体系间的商品交换及资本主义商业管理中心各种其他操作的经理人活动。对于这一细分的深入分析必须转入下一个讨论内容的分析，即分析资本增殖运动与雇佣劳动为努力实现劳动自由之间的矛盾运动。
2.资本增殖与劳动自由之间的斗争是工业城市中社会矛盾的焦点
通过工业社会空间消费中的住宅缺乏现象及其原因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资本与雇佣劳动在工业城市中的两极化对立。当年马克思认为，生活消费中的空间缺乏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如果没有生活消费空间缺乏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绝大部分雇佣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生活资料是自己生产的，但却是与之对立的异化力量）；在这种社会中，工业资本运动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时而把大批失业工人抛上街头，成为空间中游荡的幽灵；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拥塞在中心工业城市里，彼此之间形成了逐渐默契的交往和联合，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够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作为资本家的房主总是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的房租。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消费空间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生产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
但是，资产者在寻找空间消费中住宅缺乏现象的原因时倾向于把人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们的种种令人不快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必要时一受到竞争的影响，就会立刻消散下去。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去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认识到良好的住宅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畏避建造住房供各劳动阶级享用，因而这些阶级在满足自己对住房的需要时，就大部分落入投机事业的网罗。
雇佣劳动者一旦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真正原因就会觉醒，就会为摆脱这种困境，为实现劳动的解放斗争不懈，从而绝不苟同于资产者用一些说教的词句把生活消费空间的缺乏现象归结为雇佣劳动者德行败坏，归结为雇佣劳动者的原罪。
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两极化矛盾空间化地展现为工业城市中占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工业城市宽大的街道、宽阔的广场、宽广的交通道路，这些空间的生产都为这种两极化的阶级斗争提供了空间条件，而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生产诸环节作为社会分化的强大力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工业资本最初的空间表达——工厂大量的聚集、雇佣劳动者居住区和无产者街区的聚合、雇佣劳动和资本对空间的分割、极化现象、等级化空间塑造的空间结构等等无一不激发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斗争运动。
工业城市曾经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达到顶点。而在当年马克思的时代工业城市一方面成为占有者的暴力阶级统治和直接经济剥削的手段，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另一方面成为无产者联合起来，积蓄力量，实现剥夺剥夺者的空间条件，而欧洲大陆上的中心工业城市巴黎出现的公社是这种斗争在整个19世纪的最高阶段，因此它从19世纪以来一直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热的光芒！由资本塑造的工业城市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是统治阶级中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但从巴黎公社之后工业城市又表现出新的功能和面貌，它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切恶行丑事在城市空间中全面暴露出来，从而使得它培养孕育出辩证地否定自身的物质力量和掌握这种力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并且借助这个力量粉碎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粉碎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www.xing528.com)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城市孕育出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目标直接指向国家政权，通过工业城市占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暴力革命运动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无产者代表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
工人阶级逐渐觉悟到，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马克思指出：“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124]
3.工业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历史变迁塑造的空间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在城市的资本化——城市的一切活动全部都按照资本规律来运作——这一狂飙式的剧烈转变中，社会冲突，特别是阶级冲突成为这个时代工业城市的病态。中世纪乡村的恬静、和谐、秩序和稳定被新兴工业社会城市的矛盾、冲突、对抗和变迁所替代。站在工业文明平台上，马克思用一种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关心人的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来分析以城市居民为绝对组成部分的社会阶层：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希冀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来彻底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问题。
资本的城市化日益造就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25]。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126]。资产阶级从城市中发展出来，马克思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127]在马克思看来，资产者既是上帝，又是魔鬼。马克思非常深刻地阐述了资产者在历史上曾经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作为新式生产关系和交换方式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128]，把一切关系都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作为资产阶级化身的资本成为世界范围内一切关系的准则，“世界历史”表现为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史。一句话，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逐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29]
正如以上所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魔法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130]。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这一点最好的明证。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的立场上认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31]“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32]整个市民社会对工人阶级来说，都是“异化的”。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借鉴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来批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3]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民社会中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物化。而且马克思特别强调从无产阶级立场上所看到的在劳动产品即劳动对象化现实中出现的异化和外化的历史图景：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们就越贫穷；在对人漠不关心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关注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并且这个“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34]；“在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35]。在这些图景的背后，我们可以揭开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面纱：工资掩盖着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商品生产者与购买劳动力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资本掩盖着劳动资料占有者与其他不占有劳动手段的人之间的关系；利润掩盖着价值生产者与这些生产者的历史的占有者之间的关系；货币掩盖着价值生产者，即按照社会生产所需要劳动时间衡量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一种一般等价物来表现的，等价物可以发挥总是由上述基本功能派生出来的其他多种辅助功能。物的运动相应地就成为马克斯·韦伯笔下“铁的牢笼”。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克服物是人的“铁的牢笼”这一状态，恢复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如何寻求实现那使我们摆脱这种异化状态的“途径”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36]马克思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又追求自由。他寄希望于市民社会的颠覆来达到自由。市民社会的非市民社会化是实现的途径，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的手段，而共产主义则是这一追求的崇高理想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归属。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无产阶级将担负起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城市社会主体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来深化自己的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个人和一般人的常识性的眼睛是看不清它们的本质的，因为这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的联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137]马克思通过他的哲学分析从逻辑上“去掉了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138]。但是，如何在社会现实层面上把这种“头足倒置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的联系再颠倒过来，消除奴役、对抗，实现人的真正价值？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139]，进而把这些全部集中到人民手里时，“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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