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消费与资本化大生产的空间样态：探索居住正义

在当年马克思的视野中空间生产活动与空间消费活动既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差异、对立的侧度来说，空间生产是创造空间产品的过程，而空间消费则是对空间产品的消灭过程。但是从统一、相关的侧度来说，在直接的空间生产中，人物化为空间产品，即将人的本质对象化于空间产品中；在空间消费中，产品、物人化，客体主体化。空间生产活动生产出空间消费的对象、空间消费的方式和空间消费的动力，与此对应，空间消费创造出新的空间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空间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空间消费创造出空间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由此可见，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空间消费是空间资本一次完整运动过程的终点，也是下一次空间资本运动的起点，因为空间资本历经空间生产、空间流通、空间交换这三个阶段之后，必须通过空间消费才能在最终意义上完成一次圆满的空间资本价值增殖运动，并在空间消费中产生下一次空间生产活动的蓝图。

1.城市：资本化大生产的空间样态

空间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空间的生产性消费就是工业资本占有空间，建造由机器体系作为核心构成的工厂空间，塑造资本化大生产的空间样态——工业城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在外表上和过去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们的身体。这个新的社会灵魂就是资本家手中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城市在外表上和过去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一个同样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的物质器皿层在整体上已经成为为资本的形成提供极其便利条件和必要条件的不变资本，而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层、行为层、制度—管理层这些无形的组成部分通过市民社会的锻造则成为资本诞生的助产士。

当年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化在生产力发展上造成的“历史性”进步和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兴工业城市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中心，工业革命塑造了城市自己独立的产业系统，引起了一系列技术革新，一个工业部门的发明引起了其他工业部门相应平衡的发明。工业革命后，城市聚集了巨大的先进生产力，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第一，工厂。

工厂的躯体就是机器体系。“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91]尤尔博士从处于最发达的形式上的工厂的整体角度给工厂下了两个定义：“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从而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表现为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92]这是工业化的根本。这造成了各种要素的集中。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选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必须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虽然设置水磨使家庭工业体系受到了第一次打击，但这些水磨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水磨和水磨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水磨与其说是城市体系，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直到蒸汽力代替水力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能充分供应生产蒸汽所必需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父。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每一个工厂的出现就是一个工厂城市的萌芽。

第二，城市工业化。

“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并不就止于此。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市场销售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的确，农村比起城市来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更廉价地雇到工人。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是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里的工资降低了又利于在农村中开办新的工厂。但是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继续下去，而在农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业中的这种疯狂的竞赛还能这样继续一百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而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许会在瓦灵顿或牛顿附近的某个地方碰头。人口的这种集中在商业中也沿着同样的道路进行着，因而，如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赫尔和伦敦这样几个大港就几乎垄断了大不列颠的整个海上贸易。”^[93]“它（指工业化大生产。引者注）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里。”^[94]生产要素空间集聚的最终落脚点、交通运输的枢纽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为生产要素的生产性组合提供了决定性的便利条件，生产和交换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95]

第三，城市面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机器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6]。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成为“城市化”的主宰，它造就的正是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体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的欧洲，尤其是在当时的英国可以窥见一斑：英国工业领域（机器的数量和生产能力，以及工人的数目都飞速高涨）生产的集中创造了工业中心，把许多偏僻的很少开垦的地方变成了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地方，这种工业像用魔杖一挥，创造了利物浦、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97]“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8]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使得城市面貌大大改观。让我们来看看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精彩细致的描述：“最后，你又到了乌培河，一座华丽的桥把你引到巴门，这里至少比较合乎建筑上的美观要求。桥这边的一切都使人看起来比较亲切；这里没有爱北斐特那种既不是旧式也不是新式、既不美观又不可笑的蹩脚的房子，而是新式的、盖得别致的、高大而坚固的建筑。你到处可以看到新盖的石头房子，马路的尽头由一条笔直的两旁盖满房屋的公路连接起来。在房屋中间是漂白工厂的绿色草地。这里的乌培河河水清澈，山峦重叠，轮廓隐约可见，森林、草地、花园五色缤纷，红色的屋顶夹杂其间，使你越往前行，就越觉得这个地方景致迷人。从林间小径中可以望见前面不远的一座下巴门教堂的正面；这是河谷最漂亮的一座建筑，一座造得很好的非常庄严的拜占庭式的建筑。但是很快又出现了一条马路，灰色的石板房一幢挨着一幢。但这里的花样要比爱北菲特多得多；有漂白工厂的新鲜草地，有新式的房子，有一段狭窄的小河，有许多临街花园，——这一切都打破了这幅图画的单调的气氛。这一切会使你怀疑，巴门是城市还是各种建筑的简单堆积。它实际上也只是被城市公共机关连在一起的那许多小地方的结合……这就是河谷的外貌。除了爱北菲特的黯淡的街道而外，整个说来这个河谷给人一种很愉快的感觉。”^[99]

但是工业化的狂飙使得环境污染不堪，引起了巨大的产业公害。这主要表现在河流、空气的污染。工业革命发生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了英国的许多河流。因此，在19世纪的英国，河流污染成为十分严重和普遍的现象。关于河流污染状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象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100]；离利兹仅七英里的布莱得弗德也是如此，“该城位于几个河谷的交叉点上，靠近一条黑得像柏油似的发臭的小河”^[101]。流经曼彻斯特的小河艾尔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艾尔克河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积成厚厚的一层并且在腐烂着”^[102]。

关于空气污染状况，恩格斯是这样描述的：“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103]曼彻斯特周围一些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它们的建筑物是用鲜红的、但时间一久就会变黑的砖（这里普通使用的建筑材料）修成的，就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104]；位于曼彻斯特西北11英里的波尔顿，“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105]；而斯托克波尔特，“在全区是以最阴暗和被煤烟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出名的”^[106]；即使在埃士顿—安得—莱因，一个按照新的比较有规则的体系建筑起来的新工厂城市，这些街道也被煤灰弄得又脏又黑，它的面貌“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不比该区其他城市的街道好一些”^[107]；至于斯泰里布雷芝，在走近它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城的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108]。工业革命期间，“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109]；“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110]。

城市中大工业生产使当年马克思创新性地提出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大工业生产给人类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财富，扩充了资本的势力，它摧毁了世界各国其他的落后的生产制度。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用城市相互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迅速蔓延到其余各国。它把拥有这种生产力的城市变成世界的中心，把其他地方变成资本的殖民地，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从这里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生产扩展到很快就超过消费这样的状态，大工业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商业危机周期性地降临，生产在繁荣和萧条之间波动。大工业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造成了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特性。结果是：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

此时，焦点意识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内在的客观矛盾的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旧哲学指认的那种线性的、单质的东西实际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切过去的简单社会存在的规定性在这里都具有了复杂的关系和表现形式”。存在只能是经过了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介了的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中的社会关系本身不是实证对象，而是客观的‘形而上’之物。”^[111]“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人类社会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全面、丰富的劳动关系体系，人的‘类本质’在价值交换打破地域局限的普遍性中，才出现真正的全面性。但是，这种人类主体的本质关系并不以自身的形式直接出现，而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必然要以主体（个体）间隔了的物化形式才能实现。”“物化的魔鬼成了上帝本身，人恰恰通过物化才痛苦地发展了自身。这是一种颠倒的历史。实际上这首先不是观念之颠倒，而是现实历史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客观颠倒。”^[112]资本主义大生产中这种客观颠倒表现为奴役、对抗的历史形式，这一切都必然历史地形成、历史地发展、历史地消失。（这就在根本上破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庸俗性！）

所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113](www.xing528.com)

2.城市生活空间的焦点——住宅问题

全新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人与自然全新的融合空间，现代大工业把人从乡村驱赶到城市，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的稀薄化引起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相应地，人从自然的看护者变成了自然的主宰者。在自然面前人的地位的惊人一跃造成了人类居住方式的变迁：乡村的散居让位于市镇的聚居。一方是打着传统的农村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烙印的农民，另一方是由工业权威主宰着的打着城市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烙印的工人，两者历史性地碰撞出了城市生活空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焦点问题——住宅问题。住宅是城市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时突出城市住宅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资本论》《乌培河谷来信》中都有相应的论述。笔者首先从《论住宅问题》来剖析当年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当年马克思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向度来批判德国城市住宅问题的。

普法战争后，法国的战争赔款使得德国的资本以及流通中的货币额都突然大大增加，刺激了大工业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加速向大工业过渡，并在德国这个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活动的工业国家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这一切使城市长足发展，工人的住宅问题随之凸显。城市是资本矛盾运动的产物，资本的形态决定着城市的形态。“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短缺。”^[114]“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115]“近代城市是在摆脱乡村统治的斗争中成长与发展起来的。封建城堡对城市管理的放松，使城市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生长发育起来。早期的‘市民’阶级——丧失了土地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各个封建庄园式乡村的夹缝中居住下来，以手艺和商业、乞讨与做工为生。”^[116]

从乡村到城市是人类的巨大进步，而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从乡村转变到城市这个进程漫长但意义重大的历史时期。德国的城市正逐步演变成大工业城市，其经济结构渐变式地被打上了大工业的烙印，城乡二元过渡的色彩相当明显。

因此，德国的雇佣工人身上带有浓郁的小农特色，德国的产业结构中“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117]。“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园圃或田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份在事实上相当有保证地占有着房屋和园圃或田地。同园艺或小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118]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这就成为进步的障碍。

在工业化、市场化（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城市化过程中，德国把重塑城乡结构建立在对乡村雇工强烈的市场剥夺基础上，这造成了乡村劳工的贫困。但是发展的阵痛通常伴随着历史的进步，重塑城乡结构在社会生产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进步：在工业方面，机器织机打败了手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小农业。“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德国几乎一半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地主大地产——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农业革命。”^[119]于是，农业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但在城市里，工人同样遭受着市场化的剥夺。“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毁，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120]

城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妨碍了资本在城市中的增殖运动，其结果必然是遭到资本的拆迁，搬迁到城市的边缘去。这就是资本城市化时代的弱势群体被资本化的城市边缘化、居住正义问题突现出来的历史现象。但是，不同发展历史阶段的资本使住宅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从横向比较来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英国生产力水平比德国高，资本规模比德国大。英国的生产是属于世界主义的，而德国的生产则是属于国家主义的。因此，英国和德国的大资本家对待城市住宅问题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英国资本家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出现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们就已经明白，在农村进行工厂生产的情况下，修建工人住宅的支出是全部投资中必要的、能直接或间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资产者之间进行的斗争给予德国工人以结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采矿厂主事实上就已经确信，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于罢工的工人该能施加强大的压力。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并且是与工厂同时建造工人住宅，这已经成了通例。而一段时间后这些住宅和工厂的位置大多数都不在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这种工厂村镇有许多已经变成了以后形成的整个工厂城市所环绕的核心，并且有着工厂城市所带来的一切弊害。

反之，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蹒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只是从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德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德国，只有一些巨型冶金厂（如克列索的施奈德尔工厂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决定修建一些工人住宅。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工业家都让自己的工人冒着炎暑或雨雪在清晨步行几德里到工厂，晚上再步行回家。这种情形，在多山的地区特别常见。体力有限的工人在住宅和工厂之间长距离地折腾之后，工作效率显然就比住宅和工厂紧挨在一起的要低了许多。

除了这两方面的论述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论述了伦敦的住宅问题。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即使把伦敦和纽卡斯尔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

“在伦敦，随着城市不断‘改良’，以及与此相联的旧街道和房屋被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比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的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条件中了。‘房租过高，只有很少的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像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的家庭，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教区的地方。‘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英里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外国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惟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制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意旨和人间法律，他们还应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进得了新鲜空气。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门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会变得恶劣不堪。”^[121]

这种历史现象只能历史地去解决。恩格斯认为城市住宅问题的解决是与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企图单独解决像住宅问题之类的所谓实际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基本都是空想。“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没有去研究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细节一样。如果我能证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并且证明现有的房屋足以暂时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么我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苦思冥想未来的社会将怎样调节食品和住房的分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根据对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的认识，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覆，以往社会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时存在的情况；这些措施在小地产国家里和在大地产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122]马克思和恩格斯凭借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明察秋毫的洞察，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生活未来。“这种工业发展早已在大工业一切部门中消灭了单独劳动，并且在较小的和最小的部门中日益消灭着这种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往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