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空间结构：如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空间断裂与差异

1.同质化和异质化：工业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特质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生产在深层次上潜藏着同质化的历史趋势和异质化的历史境遇。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方式，空间生产具有集中化、标准化、好大狂的内在特质；而且，随着这种生产方式在地域上的无限扩张，空间形态上必然表现出同质化的历史趋势，“通过冲破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的边界，资本主义生产统一了空间。这一统一同时也是庸俗化的扩展和集中的过程。正像为了市场抽象空间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积聚，粉碎了地方性和法律的障碍，冲破了保持着手工艺生产性质的所有中世纪社团的限制，它也消灭了地方性自治和品质。这种均质化的力量是击倒中国万里长城的重型大炮”^[82]。然而，这种历史趋势在客观上却遭遇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它遭到代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激烈对抗。这种对抗在人文地理学视野中分别凸显为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城市文明与农业—乡村文明、全球范围内的西方—核心文明与东方—边缘文明的对立，后者是前者超越了地理限制之后在空间上的放大；同时，后者也向前者展示了其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这种对立和对抗在全球构造了一种二元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体现为两种异质的空间形态：城乡之间、东西方之间。这种对立和差异一天不消除，空间形态的异质化就一天也不会消逝，两者如影随形；空间的二元对立结构也不会发生变化。

在工业文明时代，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通过对空间生产同质化历史趋势内在本质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工业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空间断裂与差异。

2.工业城市：空间生产的焦点

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到世间在空间上突出地表现为工业化大生产的空间积聚，这种突出表现不仅包含着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集中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巨大物质生产力，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无形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再生产，以保证这种面貌全新的生产方式得以延续下去。工业化大生产这种新型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空间集中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城市诞生。于是，从空间形态上来说，工业城市既是巨大的物质生产力的代表，表征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强大的物质变换能力；又是最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着摆脱人的依赖的新的依赖状态的迈进。世世代代栖息在乡村的人们因循着一种敦实而淳厚的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它代表着人的依赖关系的最高发展阶段。但是，一种“新鲜事物”——工业城市代表着充满活力、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工业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具有革命性的空间意义：工业文明内在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空间延伸造成了空间的差异和断裂，它冷酷而又坚决地把原本黏合成一个整体的空间撕裂开来，一分为二，把一部分人变成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成乡村动物，用其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交往理性销蚀乡村—农业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然而，乡村—农业文明中的一切旧力量虽然失去了现实性，但是它们总是要凭借各种历史因素，与工业文明之间展开无望但顽固的搏斗。这种斗争就表现为贯穿于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矛盾：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因此，一方面，由工业化支撑的空间生产成为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大发展的动力源泉，作为空间生产结果形态的工业城市成为人类主导性的交往实践场，这个全新的交往场引导着人类从农业—乡村文明走向工业—城市文明；另一方面，空间生产又是人类现代化历程中区域层次上城乡对立矛盾的始作俑者，它把人类从人的依赖的磨难中刚刚解放出来又抛进城乡对立的苦难之中。空间生产使空间形态在区域层次上和全球层次上分别表现为城乡对立和先进的西方民族和落后的东方民族之间的对立与对抗。

第一，城乡对立的发端及其历史意义。

最初的人迫于生活资料的满足进行狩猎和游牧，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警惕地驱除某些敌对的自然因素。而最初的农业生产却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挖土和耕地不是像动物一样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而是在自然物质的基础上创造生活资料。从此，人类带着逐渐深厚的土地情结变成了农民。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园。哪儿好，哪儿就是家。随着乡村之间及其内部交往的累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农村生活利益的汇合点形成市场，形成市镇（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最终形成古典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从中世纪开始的。“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83]这种城市以“自由”“公共性”“平等性”为基本特征^[84]，这种农奴除了能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物质财富。他们为了消费生活资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农奴”的大量涌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使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一次成为可能，新兴城市随之兴起。商人阶级逐步出现并活跃在流通领域，他们的出现使新兴城市——商业城市——成为一个地域或民族最繁荣的场所。^[85]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就逐步凸显出来。

货币资本增殖速度一旦快于土地资本增殖速度，并且资本一旦合并了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财富的原始源泉，工业城市——资本化城市就正式开始发轫。因为资本一旦合并了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财富的原始源泉，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量所确定的空间范围，即超出资本赖以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空间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86]当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87]资本家凭借资本的那种无可抗拒的购买力来支配劳动者的劳动，并利用这种劳动带来收入或赢利。所有者和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迅速改变了社会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从封建土地所有者和农奴之间的矛盾转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从此，城市开始挣脱乡村的束缚，把乡村变为一个从属的东西，并以自身来重塑乡村。从此“看不见的手”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城乡对立成为城市社会的焦点之一。城市人一改自然看护者的身份，凭借现代理性，跃居自然的主宰，以其轮廓的线条反对、否定全部自然。它希望成为一种和自然不同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大写的人”的逻辑开始彰显。世界范围内的空间生产作为资本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活跃起来：以世界城市或全球核心城市作为自己的网结，以资本全球化为内在基质的交往实践活动为网线，编织一张全球统治网络，整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城市之眼的观视之下。城市就像基督对芸芸众生施以“Calling”（天召）一样主宰地球苍生。除了自己以外，它不能容忍差异性的存在，要求同质化，因此极力要消除乡村的图景。漫画化的风景线应运而生：无依无靠的“乡巴佬”站在人行道上，什么也不了解，也不被任何人所了解，被看作是一个笑剧中有用的典型，被看作是这个世界上销售价格缺乏弹性的日常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马克思准确地揭示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鲜明反映。^[88]这种奴役性的屈从，导致了相互对立的“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

世界因矛盾而运动。城乡矛盾成为城市化运动的推动力之一，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工业化城市是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交往实践场，它引导人类社会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当年马克思论述城市发展史，批判地指出城市由于逐渐地脱离了乡村并最后使得乡村破产，成为高级历史的进程与意义所一般地依从的决定性的形式，否则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资本全球化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的历史就是空间生产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世界的理论首先必然是空间生产的理论，必然是城市的理论。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场域中，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还是在全球工业文明平台上形成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层面上，城乡对立问题是资本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凸出、放大的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是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者都必须面对和应对的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它具有鲜明的历史性。

第二，城市与乡村：凝结性中心与耗散性边缘之间共时的对立。

城市由于逐渐地脱离了乡村并最后使得乡村破产，成为生活资料、生活规则、精神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城市以其精神及方法、目的和政治与经济上的决策支配乡村。乡村及其居民是这种精神的支配对象。任何乡村居民如果真正懂得这类生活规则和精神产品，并且觉得自己合乎它们的水准，他就会迁移到城市中去，也许不是在身体方面，但一定是在精神方面。一般来说，农民在乡村中具有的情感和舆论主要由城市的刊物和日常言论规定和指导。无产者反对资产者的革命运动、民主政治都是城市日常生活精神的向度，广场、报刊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所拥有的主要机器。这种城市是理解工业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史最好的钥匙。

工业化时代民族、国家、政治、宗教、艺术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空间生产生成的城市为基石，此时的人类是一种被城市所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城市的历史，尤其是世界城市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历史非常鲜明地区分开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农村处在世界历史之外。所有有形式的逻辑诉诸眼睛的完全是城市的空间物质形态和城市人的生活经验。所有真正的工业社会历史都是在城市中上演的。广阔的乡村及其村落人类如果不了解这种城市日常生活舞台，它就会感到置身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失语状态。植根于小农经济的乡村创造力在工业城市无穷的创造力面前微不足道，使得乡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忍受无言的失落，甘心沉寂；二是放弃乡村，认同城市，移民城市。这里没有第三条道路，任何拥有现代工业生产的乡村都标志着工业城市的萌芽，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是由空间生产方式同质化历史趋势决定的。

世界城市，比如伦敦可以用“美杜莎之眼”^[89]观视一切。英国女王尽管可以下令在中国进行鸦片战争，她的刽子手尽管可以出征到印度，她的代理人尽管可以开辟全球奴隶贸易公司，但是，不管在地球哪个角落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事件之所以获得了世界意义，之所以受到地球人的瞩目，之所以能铭刻在人类历史记忆中成为历史性事件，乃是由于它们和伦敦这类世界性核心城市的关系之故。世界城市本身就是先进生产方式的化身，是人类其他最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生地，也是人类一切先锋性实践活动的乐园，是一切现代智慧、文明的巨大象征和容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其他一切事物在与它的对比面前都黯然失色。

第三，城乡对立：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关系的再生产塑造了二元空间结构。(www.xing528.com)

城乡对立是在一个民族内部劳动分工空间布局中呈现出的城市这一主导性中心与乡村这一依附性边缘构成的两极化空间体系，这种对立实际上是资本的空间控制，即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塑造的城乡二元空间形态。

工业资本把农村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资本关系的再生产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简单再生产，它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第二种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就此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再生产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而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第二种状态才是现实生产活动中的常态。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关系的再生产通常是通过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来实现的。然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首要因素，因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关系的再生产——资本的积累的实质就是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无限增加，就是资本增殖所需要的劳动力或可变资本的无限增加，就是雇用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总之，积累过程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通俗地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

而庞大的贫穷雇佣劳动者的主要来源在哪里呢？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说，源头在广大农村。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是资本的集中，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必需的。这种生产方式深入地渗透进乡村，把一切要素统统资本化，把资本集中的原则最彻底地贯彻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把广大小农和条块分割的土地、少量的劳动工具活生生地剥离开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日益转化为资本并大量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已经不再是供养当地居民的一种手段；随着英国的羊毛和食品的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土地和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积累的货币集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农民逐步无产阶级化，传统的封建关系分化瓦解，他们迫于生计，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而绝大部分人溢出乡村，在工业城市中转变成为随时可以自由出卖的劳动力，成为随时可供工业生产雇用的雇佣工人。（如果这个转变过程超越了民族地域限制，就是说通过类似爱尔兰农民向新兴的美洲大陆移民这种方式实现农民向城市雇佣工人的转变，则是一个特殊情况。）这个漫长的历史转变过程就是残酷的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种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农业劳动者和他们的生产资料剥离，源源不断地从乡村吸纳廉价雇佣工人，把乡村变成廉价雇佣工人的蓄水池。于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大量人口应工业资本的要求而集中起来，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伴随着这一发展的是城乡二元空间结构。

第四，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两极对立：商品资本和工业资本在运动中率先分裂全球空间。

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两极对立是商品资本和工业资本生存的空间工具。不可能有静止不动的资本主义。资本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迈向全球化，进行结构性的全球扩张，构筑自身的世界体系。工业资本主义在征服乡村的同时，用它自身生产的商品，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向全球输出。商品资本的输出具有两层相反相成的意义：其一，商品资本的输出虽然掩盖着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普遍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但是造成了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使全球空间在时间维度上第一次成为一个整体，使孤立、分散的民族的历史变成普遍联系的世界的历史；其二，商品资本输出的真实面貌是在商品这种特殊的物的掩盖下工业主体剥夺农业主体之无差别人类劳动，商品资本输出在促使工业文明表征的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同时，斩断了农业文明自在的发展道路，农业文明中各民族的经济发展从此失去了独立性，被剥夺了自生能力，其后继经济畸形发展，步入受制于工业文明世界的片面的经济增长道路。由此可见，商品资本和工业资本这两种形态的资本运动造成了空间的全球分裂，塑造了二元化的全球空间结构——工业文明中心—农业文明边缘的全球两极化的空间结构。这个结构有利于商品资本和工业资本不断地从中心极扩散到边缘极，并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

3.空间断裂：空间生产方式对二元空间结构的塑造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早就出现了。“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之中。”^[90]但是，为什么只是工业城市形成之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对抗才凸显出来，并开始进入密纳发的猫头鹰——那些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们的理论视域？其中的原因虽然可以解释为下列两种情况：第一，古典城市规模很小，在总体上它只包含人类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古典城市仅仅跟宗教活动和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二，一般说来，古典城市相对于乡村来说，有效地动员了人力，组织了长途运输，克服了空间和时间的间隔，加强了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城市还在大规模发展市政工程的同时促进了发明创造，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可是，这些解释都是肤浅的，是隔靴搔痒，因为都没有深入考察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城市时代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状况，都没有认识到工业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空间生产方式——资本条件下的空间生产力和空间生产关系，尤其是都没有认识到这种二元空间结构导源于资本在一定形态上运动的结果，都没有认识到这是商品资本和工业资本不加选择地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果，都没有认识到这种二元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存方式。这种二元空间结构只有在资本转化为高级形态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消失。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城市向乡村的空间延伸使得广大乡村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的空间同质化要求在乡村遭到了对抗，尽管这种对抗是以乡村落后的农业文明反对城市先进的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地域空间的整体规划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乡村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沉重打击，小农经济在这种根本性的打击中逐渐破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身在城市空间中的面貌改造了乡村落后的小农生产，把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乡村就此成为城市的附庸。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从此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披着资本的面纱愈演愈烈。

城乡对立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价值实现的基础，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

第一，乡村一切活动被资本主导。农业生产以获得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为目的，农村的农产品生产必须与城市消费需要一致起来，这就改造了乡村与城市在经济层次上的和谐关系，使得乡村服从、附属于城市。

第二，乡村成为资本生产必需的各种要素的蓄水池。城市边缘地带的土地、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有时甚至是非剩余劳动力）、廉价原材料就是制造业资本扩张必需的各种要素的蓄水池。

第三，乡村成为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场所。乡村的存在为工业产品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乡村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后，乡村中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在城市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廉价消费品面前丧失了一切优势，乡村逐渐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