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产生解析

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生成经历了至少一千多年的演化。

第一，西欧封建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城镇化。

集市贸易和城镇化是西欧封建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产生的空间条件和空间形态，是未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的空间条件和空间形态，也是未来工业城市在点状空间上历史生成的起点。

“长期以来，西欧城市的成长和壮大是由于利用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教皇势力，或者各国君主同封建贵族的斗争机会而赢来的。因为根据欧洲的封建制度，任何一个社会成分只要得到大封建主的土地（封地），就可以成为他的封臣，接受他的保护，享有封建法的特权，作为回报的条件是必须忠诚于领主。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或国王就是最大的领主，从上而下形成一个宝塔型的统治体系。而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既是封建的宝塔型统治体系中的一个层次，又是封建社会中一种异质的存在，因为城市中孕育出来的是具有反封建意识的市民阶级。当一个城市在宣誓忠于皇帝之后，就可以得到教权的保护，不再受到任何其他封建势力的干预，因而可以自由发展。许多德国城市被命名为‘帝国自由城市’就是这个道理。由于西欧的皇帝和各国的君主远不如东方中央集权国家的那样强大，常常受到教皇、地方势力或封建贵族的联合夹攻反抗，所以不得不借助城市的力量，这样的社会结构非常有利于市民阶级的成长。”^[68]

我们从这一段论述可以发现，从古罗马帝国到中世纪，广袤的欧洲在空间上的大一统被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取代，原本的帝国单一结构被代之以三元结构——政治上的封建制、经济上的采邑制、政教关系上的教皇制：“封建制意味着封建国王和封建领主构成的聚合体取代了以往的皇帝的权威，教皇统治意味着独立的教会取代了皇帝支配一切的地位。于是，国王与贵族的斗争以及国王与教皇的斗争便成为中世纪欧洲历史的特点。最后，采邑制意味着自治的地方经济单位的出现取代了以前的奴隶制种植园和一体化的帝国经济。”^[69]在这种国王、教皇、领主三权制衡的制度环境中，城市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空间应运而生：一方面，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严格的农奴身份制度把欧洲半岛大部分地区分隔成封闭空间，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中，社会流动几乎不可能：以居住地和职业变更为标志的水平社会流动非常困难；以社会等级和社会身份变更为标志的垂直社会流动更加困难。另一方面，这种刚性的封建制度环境因此孕育出埋葬自己的革命力量——市民和异质性权力空间——城市^[70]：人口占据多数的农奴渴望摆脱封建庄园经济的人身限制，特别是那些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更加渴望以自身的人力资本自主、自由地“交换”劳动剩余、改善生活、积累财富，而且西欧封建社会初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性质的庄园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封建庄园经济无法遏制商品货币关系自发地产生与发展。以此为背景，外出或逃亡的农奴与少量的具有自由身份的平民经常聚集在交通要冲、宗教集会场所、古代城市废墟、旧城（或城堡）附近等地方开展交易活动，由此形成集市贸易，围绕集市所在地集中建立的居住区则逐渐形成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城市。这些围绕商品货币关系自发形成的西欧中世纪城市既是刚性封建制度环境的产物，它加速社会流动，对抗封建割据的空间秩序，凝聚革命性的反封建力量；又是集市贸易的产物，它成为商品化、货币化甚至资本化的社会交往活动进一步发展的根据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空间条件和空间形态，成为城市塑造自发、自由、自主、自治四大特质的原因，市民们逐渐形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行动、共同的意识形态——市民意识；还是消弭横亘在哲人与匠人之间传统鸿沟的产物，它打开束缚技术革新的封建枷锁，赋予手工工匠等体力劳动者以受人尊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这充分激发了手工业者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为手工业工场和未来机器制造业的诞生、为技术工人队伍的成长创造了条件，更为未来欧洲走上“劳动力节约型”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是特定的政治交往结构、特定的社会经济交往结构、特定的技术交往结构这三重结构耦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它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经济实体和社会实体（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经济实体和社会实体是同一的）。它是工业现代性的空间母体，也是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空间基因。另外，这三重结构之间的张力也为未来新型文明形态提供了进行空间扩张——区域扩张、全球扩张——所必需的动力。

第二，西欧封建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区域化发展。

从10世纪到14世纪，虽然农业经济在欧洲还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逐渐形成的商人阶层把商业活动从中世纪社会活动的边缘空间——城市渗透到社会活动的中心空间——乡村；商业活动也已经从日常生活的外围深入到中心。整个乡村象征着封建领主的权势，沉闷而封闭；城市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已经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或经济中心，繁荣且开放。封建主义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对立空间化地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对立，表现为以乡村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自然经济与城市商品货币经济之间的对立。这在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一面是城镇在政治上对乡村的屈从，另一面却是城镇在经济上对乡村的吸引。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封建势力“都把发展城镇建设作为扩张实力的有效手段”，“积极支持商人团体开发新的城市，并以各种优惠的经济、法律条件吸引移民，特别是有财产和有技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71]。但城市力量的增强和扩张静悄悄地侵蚀着乡村力量。所以，领主对城市的态度是既憎恨、恐惧、限制又喜欢、利用、支持。城乡关系在对立中实现了暂时的统一，对立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与封建主义经济关系在城乡区域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此长彼消，统一于城市市民经济利益与封建领主政治、经济利益在城乡区域范围内暂时的一致。

另外，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单位，城镇不但独自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而且还不断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形成强大的区域联盟，垄断区域性商业活动，并与封建势力对抗。比如，南方的意大利伦巴德城市同盟，威震北海·波罗的海的汉萨城市同盟，还有莱茵城市同盟和施瓦奔城市同盟等。(www.xing528.com)

在10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区域化，都已经把城市作为商业贸易和货币流通规模性存在的空间媒介。商人和手工业工匠则是这个媒介的实际掌控者。总体上，农耕社会中因为流通领域相比生产领域财富积累更加快速，所以富裕的商人比富裕的匠人社会地位高，因此，欧洲中世纪城市里的商人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社会角色，欧洲商人的权势在欧亚大陆上更是独树一帜：“在西欧，商人始终如一地拥有强大的势力和特权。在英国，他们当上了伦敦市长；在日尔曼帝国自由城市，他们成为参议员；在荷兰，他们是享受养老金的显贵。”^[72]欧洲商人——商业资本家显赫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意味着国家必将对重商主义的利益和海外冒险事业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更坚实的支持”，预示着“商业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上将脱颖而出。^[73]

第三，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国家化和全球化。

在西欧封建社会后期，一方面封建割据和社会混乱的无政府状态限制了市场的扩大与统一，限制了城市商业资本家和其他市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中世纪后期的城市正如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封闭的城市”那样自私自利，非常排外，对城墙之外的人毫不关心。这与古典城市完全不同。古典城市国家——城邦在政治上是向周围乡村世界开放的，如雅典农民也是公民，其地位等同于城市居民；但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却凌驾于周围的乡村，周边土地上的农民不可能成为其公民，它还强制规定农民的粮食只能拿到该城市的市场上销售，城市工作机会决不允许流向乡村。并且，城市之间为了各自的商业利益展开了血淋淋的角逐。从15世纪开始，现代君主制国家开始变得较为强大，君主国家和自由城市之间为了平衡“利益与秩序之间的关系”相互妥协：自由城市臣服于权威，为保持一些特权而放弃另一些特权；作为补偿，自由城市得以进入现代国家的一些新领域——更大规模的贸易、更高利润的借贷，甚至公职的购买。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组建统一的大市场，采取隐忍的策略，支持并容忍王权。国王则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与商业资本家结成了暂时的联盟。^[74]由此，区域经济逐渐取代城市经济。城市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因此向区域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转化。这样，从15世纪到19世纪，民族国家以君主专制的政治形式、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奇迹般地在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上先后兴起了。在商业资本的强力支持下，新兴的民族国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空间组织机构，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打开了地理空间之门。从此，新兴的民族国家扫除封建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新兴的民族国家既有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专制特征，又有未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经济特征。新兴君主还推行代表城市商业资本家利益的重商主义和全球殖民扩张，不经意间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向全国和全球。强有力的国家重商主义代替了城市商业垄断，全球殖民扩展改变了城市中传统的商人—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使商人和手工业者囿于城市封建行会的矛盾得以突破，以全新的组织形式相互合作，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面对突然扩张的庞大的世界市场需求，商业资本以全新的商业组织代替了城市中具有垄断性质的封建行会组织，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向生产的所有领域渗透，并同国家政权相互结合，“介入金融、贸易、产业、殖民等各个领域，不仅开始向产业资本的方向发展，还组成巨大的跨国经营团体，垄断海外殖民地和国内的商业”，“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由控制市场发展到控制原料和生产成品的阶段，最后形成产业资本，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尤其在英国，这种现象最为明显”。^[75]产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经济地位的上升标志着人们经济活动的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标志着行会手工业让位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也标志着商业资本家与国王结成的联盟开始破裂。商业资本主义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商业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的国家相互结合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奠定了基础，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商业城市则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空间条件和空间形态，甚至是空间工具。市民社会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资产阶级社会，它一直是与国家分离并左右国家的力量，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结构成为资本主义时期的主要特征。

第四，工业资本主义的空间生成。

“王权是国王专制下的封建政权，王权推行的殖民扩张、对外战争、掠夺财富、保护贸易、支持工商业等政策，主要是为了王权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资产阶级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由此得到了好处，但这并不能代替城市自治权丧失和赋税加重给予包括整个资产阶级在内的市民的损失。随着王权专制统治的加强，官僚机构的完善化和制度化，以及宫廷开支和战争费用的不断加大，王权对资产阶级以及所有市民的赋税压榨变得更加沉重，使得王权和城市、王权和市民、王权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裂痕扩大了。正如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指出的，市民和王权的‘这一联盟帮助国王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76]资产阶级和国王的联盟走到了尽头，资产阶级要求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自己的政治制度开展实践活动。这一政治要求清晰地展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中。西欧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成熟。城市是资产阶级实现政治诉求的空间武器，是权力从封建国王向资产阶级转移的空间平台。市民——资产阶级通过“城市暴力革命”结束封建王权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并逐步实现了有利于产业资本运动的制度安排。这时，城市已经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创造了一系列合适的制度环境和思想条件。

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旦在城镇上演，城市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就会代替原本城镇中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和乡村中分散的工场手工业，矿山、工厂、铁路是工业资本主义体系最基本的空间零件。从此，工业资本把工业城市作为区域化、全球化的节点，凭借密集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开始编织真正囊括全球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保持在外国的属地，以攫取新工业所必需的原材料，同时作为吸收机械化过剩产品的现成市场。”^[77]工业资本拉开了“转变全球所有城市的城市革命”^[78]的序幕，这场革命至今还在持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