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语境下的空间生产探讨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工业化城市迅猛发展的时代，他把城市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场。我们认为当年马克思遭遇的空间生产的现实语境体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第一，当年马克思生活在城市逐渐统治一切的“周围感性世界”里，这是造就城市即城市化的时代，机器工业催生了大批工业城市。城市发展的产业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因而是工业文明平台上的城市化，大工业造就了城市，建立新的工业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

第二，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成为“城市化”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它造就的正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体系。既然这种城市发展的主导、核心和轴心拉动力量是资本的力量，那么这一城市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本城市化。这从当时城市的规划中可见一斑。城市的规划是工业无政府主义的，城市空间在私人资本的支配下被随心所欲地瓜分。“从住宅来说，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极不清洁，几乎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到处是垃圾。”^[2]

资本统治着城市的中心地带、耀眼地带。贫穷则统治着城市的边缘、隐蔽地带，贫困者是被资本边缘化了的群体。“工人住宅区散布在全城隐蔽的地方，躲藏在富丽堂皇的贵族区、繁荣的商业区的背后，仿佛是‘奥吉亚斯的牛圈’（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而极其肮脏的牛圈。这里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我也知道零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住在繁华的大街上；我知道这种街上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带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彻斯特是唯一的城市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3]

第三，城市结构是两极化的，即资本化工业城市对农业乡村的统治；城市的主要居民日益被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切中间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归入这两大阶级之中。城市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了。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拥有以近代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那么她就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极，否则就只能被边缘化，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极。城市发展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日益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城市文明和不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习俗从各种渠道传入农村以及那些非资本主义的、非工业化的国家和社会之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

第四，城市发展的内在张力是资本化，即是说，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军事秩序和“理性”尺度即“文明”强加于城市，一切不符合作为自己尺度的规则和“文明”及文化，都在被消灭之列。工业城市是一个特殊的交往实践场（以下简称交往场）^[5]，言之特殊是因为在这种交往场中，人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资本的拷问，无论它是上一轮交往实践场的沉淀物还是新一轮交往实践活动所新创生的物体，符合资本本性的则生存下来，否则就被淘汰。城市资本生产的发展、科技进步加快了乡村向城市发展的步伐，使城市化成为工业革命以来一股无法遏制的汹涌澎湃的浪潮。

第五，城市发展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或启蒙理性。这成为世界城市的尺度。启蒙理性作为一种解放话语，它批判神学偶像，反对君权，弘扬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将科学、理性和人的权威，将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抬升为普遍法则，进而成为批判话语，成为精神解放的工具。它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是一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精神，是“今是而昨非”的历史批判解放学。同时它也导致人文科学丧失了创新力，并成为工具理性的附庸。本质上说，它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文明”或意识形态。一切不符合这一精神统治需要的异种文化都被斥责为“野蛮”，因而在被消灭之列。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第一次被工业城市所代替，从而第一次摆脱神权和君权的神圣控制，从而第一次成为人（这里的“人”在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仅是指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人平等”意义上的“人”；在哲学上是指列宁所指认的“大写的人”）的居所，成为资本的游戏场。

第六，资本主义日益造就着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在冲突中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城市资本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巴黎公社就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尝试。这两个阶级的对立迥异于农民和土地贵族之间的对立，因为他们的对立是获得了在交换形式上的平等，具有契约的合法外衣。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延伸，全世界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用世界革命的方式推翻全球范围内城市资本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就是由大工业造就的城市发展的间接必然结局。在此，重要的不仅在于马克思对这一资本城市化的精彩解剖，及其对今日城市及其发展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而且在于：这就是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工业化城市图景，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生活视界。在标志着新世界观诞生的生活视界的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一道通过对资本城市化图景的科学分析与把握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观。

当年马克思遭遇的资本城市化及其后效应就是当年马克思空间生产的现实语境。这也是马克思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视角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生活视界。马克思的哲学，无论是具有生命力的基本价值理念，即对“旧全球化时代”^[6]一般本质、结构和发展趋势的理论反思方面，还是必须加以发展的成分，即受旧全球化时代制约而存在着严格的边界条件制约的方面，都源于它通过空间生产独特的现实语境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7](www.xing528.com)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现实语境中，通过空间生产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积累。在这个积累过程中有下列五种力量起了关键作用：

第一，工业资本主义创生的空间知识和技术。工业资本主义实践活动中创生的科学知识直接介入到物质生产中去，并最终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和技术。它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也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它们加快了整个世界的生活节奏；它们生成了以银行家和企业家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

第二，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变革。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彻底击垮了封建的自给自足的乡村庄园经济或者叫乡村农业经济，彻底消解了乡村原有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因此，相对于全新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来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不需要大量的人口充当农业工人，原先世代栖居乡村的农民们必须同原先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相互脱离，出现了大量的“过剩人口”，这迫使庞大的人口溢出乡村土地，四处漂泊，寻找新的生活机遇。由此可见，土地所有制的变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历史命运。

第三，资本全球化塑造的全球空间体系。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急遽而又常常是以工业生产为起点的，并且由工业生产牵引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东方屈从于发达国家经济中心要求的被动的边缘化的城市化，这种中心—边缘的两极互动构筑了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与此同时，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形塑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体系，为资本的空间梯度转移、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第四，新型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和通信工具。新型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和通信工具在发展过程中为经常性的跨越空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性；它们虽然同属于关于空间的知识和技术，但是由于它们直接导致了人类交往空间形式的改变，在改变人类生存空间样态的所有知识和技术中，它们尤其应该得到突出的强调。

第五，永远处于扩张并剧烈波动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驱动一切要素处于不断的空间流动之中，形成一种流动经济。这种流动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五种力量是空间生产中具有破坏作用的创造性力量的源泉，它们支配着各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空间生产，同时空间生产又强化着这五种力量，为资本积累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这是空间生产现实语境中突出的五种力量。

正是在这种现实语境中，当年马克思创立了空间生产理论。当年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经济学也在这个过程中日臻成熟与完善。而且，当年马克思又运用其哲学和经济学观视现实，把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作为其空间生产理论内在的逻辑和原则。于是，当年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成为当年马克思创立自己的空间生产理论的理论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