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理解与应用

空间生产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自然物质空间是其操弄的对象，在工业城市时代，空间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它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引擎。如果要从其源头来考察，可以说“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这个概念在中文中出现是最近的事情，而且是从西方作品中翻译得来的；而西方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概念。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亨利·列菲伏尔于1979年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一文中说：“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4]这里，列菲伏尔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给出了空间生产的主要表现。列菲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法国巴黎及其周边地区住宅市场的观察发现，“人们由在空间中进行的物品的生产，过渡到了对整个空间的生产”^[5]，空间成为发达工业社会实现多重目标的工具，发达工业社会则成功蜕变成为强有力的全球空间组织机构。

在列菲伏尔努力统一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早期尝试过程中，他曾重新定义城市（ville）和都市（urbain），并重新分析两者的区别。1971年3月出版的《空间与社会》（第2期）发表了列菲伏尔的《城市与都市》一文。文中认为，ville是农耕文明初期以来人类的一个创造，而urbain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这种区分非常特别。他认为，工业社会引发的都市化进程只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增长特性，都市概念是人们在普遍化的商品交换活动中追求交换价值而生产出来的“产品”，掩盖了工业化进程中的某些构成性的社会关系；城市概念是与农村和农业对应生成的，是人们追求使用形态和使用价值而创造出来的“作品”，城市概念强调城乡生产方式的分工，在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和中世纪前期的生产方式中，城市特征非常显著；普遍的都市化最大限度地攻击并消灭了城市充满活力的“作品”属性。列菲伏尔通过生产方式区分这两种空间形态。同时，他也借助于“空间生产方式”把精神特质和社会特质赋予了空间：“空间不仅是被组织和建立起来的，它还是由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要求、伦理和美学，也就是意识形态来塑造成型并加以调整的。”^[6]

我们认为，“交往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既包括空间生产的社会经济结构，又包括空间生产的技术结构，能够点明列菲伏尔的理论意图：把空间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交往实践观认为，物质空间首先是人类活动的容器，也是人类活动的形式。人的身体既是人类实践的对象，又是人类实践的成果，它总是以物质空间的形式存在着。作为人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类需要社会化地生产物质空间、需要持续不断地生产物质空间。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的空间经过这种生产过程，成为空间产品，成为人类社会财富的形式。因此，我们对空间生产的界定就是交往实践观中的空间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就是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考察空间交往实践活动。空间生产具有二重性，空间生产一方面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空间产品，另一方面生产出空间产品的价值，即空间产品使用价值这个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种空间生产方式首先是空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空间生产方式与其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等这些生产方式是同等重要的，是平行并列的。此外，这种空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同样造就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部分地表现为庞大的空间商品的“堆积”，单个的空间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对空间商品的研究是我们的立足点。空间的社会化组织问题、地域化组织问题、全球化组织问题都建立在对空间商品的研究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空间商品包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资本关系，空间商品本身就是这种资本关系的物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空间生产蕴含的社会关系其本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关系的物化。

在交往实践观视野中，空间生产与其他生产一样，作为生产方式，它包含了两个相关的层面：从生产的技术结构方面来看，具有“社会的自然”性质，各劳动主体（个人或共同体）通过社会与自然空间发生物质变换关系，这一层面被称为“空间生产力”，或主体“自主活动的力量”；从生产的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是以自然空间或社会空间为中介底板的主体际经济利益关系，即被称为“空间生产关系”或“空间交往形式”。

第一，空间生产力。

人类为了获得空间物质生活资料，必须有能力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空间产品，这种生产能力就是空间生产力。空间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人类生存的空间条件和状况。

对空间生产力的研究需要依次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性空间生产力、聚合性空间生产力、配置性空间生产力。(www.xing528.com)

第一个层次的物质性空间生产力是人类把物质空间资源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变成社会财富的能力。这种空间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建筑、地理景观、交通设施、其他基础设施等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上。

第二个层次的聚合性空间生产力是工业社会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空间生产力。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由工业化形塑的城市显著地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庞大的积聚体系，这在客观上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融合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特别是相互联系的工业聚集在一起共享劳动力和各种基础性的服务资源，这为经济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便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的本质就是空间生产力。当年马克思在19世纪上半叶面对的伦敦、曼彻斯特这些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就是作为空间生产力的城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传统社会的基石是乡村，而现代社会的起点在城市。^[7]这种空间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城市一定限度内的宏观尺度的大小和功能复杂程度上。

第三个层次的配置性空间生产力是各种生产要素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空间配置所塑造的空间生产力。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硅谷”为典型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园主要是美国东部和北部的诸生产要素向西部太平洋海岸转移中重新进行空间配置、空间聚合时激发金融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环境创新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创新的成果。“硅谷”模式是最典型的配置性空间生产力，它作为“空间的生产”孵化出各种实验室体现的重要程度比坐落在其内的各种实验室孵化出各种产品的重要程度高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列菲伏尔在1979年就洞见到的：“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已经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8]这是在物质生产时充分发挥的一种空间支持能力。这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形成的、超越以上两个层次的新型空间生产力。20世纪末出现了新经济，它以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为基本特征，为后工业文明降临人间奠定了坚实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配置性空间生产力正是后工业社会的表达，也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生产力来源。这使得新经济不同于以往。这种对空间进行有目的的配置形成的空间生产力跨越了国家的地理疆界，而且越是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越是能够体现它的优越性。配置性空间生产力具有超越国家主义的特性。“硅谷”的形成过程也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创造一种全新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过程，这种生产方式集风险投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营销四位一体，弗里茨·马克卢普倡导的“知识生产”是这种全新生产方式的核心。在这种空间形态中，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艺术家、金融家，甚至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思想家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里，他们在各种公共空间中享受管理宽松的日常生活氛围，并轻松、自如地实现面对面的思想互动，激发创新灵感，寻求思想创新的共鸣，形成创新团队。乔布斯时代的苹果设计团队是一群音乐家、诗人、艺术家、动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而他们碰巧也是全世界最棒的计算机科学家；同样，Twitter团队中有原摇滚明星、俄罗斯方块冠军、世界级单车选手、杂耍高手等。具有跨领域专长的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碰撞更容易产生“异花授粉效应”，激发创新灵感与火花。今天，配置性空间生产力越发显示出特定地理空间内的竞争优势。

这三个层次的空间生产力都与总体性地塑造空间的技术能力联系在一起。

第二，空间生产关系。

自然空间在空间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无可挽回地让位于社会空间，虽然自然空间依然是社会空间的起源，但是它已经被贬低为空间生产力操弄其上的物质空间了。空间与商品、货币、资本一样具有相同的宣称。^[9]空间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形塑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因此，物质空间中弥漫着各种社会关系。其中，空间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其他社会关系都是空间生产关系的反映。就城市内部微观空间生产而言，空间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空间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它包括空间占有（最根本的是土地的占有）、空间分配、空间流通和空间消费四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指涉财产关系，特别是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控制权关联在一起。土地所有制是空间生产劳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它决定着整个空间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人们在空间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决定着空间产品的分配方式。空间消费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只是空间生产的一个环节，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空间消费标志着空间生产的最终完成。就区域、全球范围内的空间生产而言，空间生产关系更多的是指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组织空间分工或者建构关系性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