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交织成的语境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嬗变和维系。但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历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克罗齐、汤因比、科林伍德等人的历史哲学雄踞人类思想舞台;“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生物的‘历史’观;探索语言发生学逻辑链条的是历史语言学;在文化历史学派视野中,文化成为一种‘历史’;弗洛伊德借助于‘历史’来完成精神分析;柏格森用生命冲动的绵延来说明‘历史’的本质;海德格尔的此在需要在‘时间历史’中展开;萨特将先于本质的存在创造本质的机遇赋予‘历史’。人们终于‘发现’:各门具体科学的对象连同科学本身,都有自己的‘历史’”[1]。由此可见,思想家们往往沉湎于历史的想象,其直接后果就是漠视空间,就是缺乏空间想象,正如福柯所说:“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2]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福柯前瞻性地观察到空间时代开始崛起:“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在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列的年代,近与远、肩比肩,以及消逝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以一生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交叉间之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或许我们可以说:特定意识形态的冲突推动了当前时间之虔诚继承者与被空间决定之居民的两极化对峙。结构主义,或至少被分在此略嫌泛称下的学派,是在连到一时间轴之不同元素间建立一个关系体系的努力,以使他们呈现并列、彼此对立、相互纠结——简言之,使它们呈现一种形构。事实上,结构主义并未低贬时间;它的确包涵了一个处理我们称之为时间及历史的特定方法。”[3]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家园、城市、地域、领土以及地理这些概念构成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的空间性。而且空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地牵连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实践活动:无论我们是有意应对日常生活中与日俱增的电子传媒纠葛,寻求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困、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恶化问题,理解全球范围内头绪纷繁的地理政治冲突,还是试图理解用空间化叙事方式表达的“文本”——文学、影视作品,空间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焦点。人们对空间或争夺,或关怀,但决不再是漠然置之,它已经成为我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当然,并不是说时间不重要,而是说空间相对于时间来说,它的重要性需要重新认识。在以往空间想象缺失的背景下,在分析空间—历史—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时需要突出强调空间化的理论视域。
人们主导的思维方式由历史向空间逆转的过程绝不是事先写好的剧本,绝不是一张预先规划好的蓝图,它是结构与行动、共识与矛盾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互动演进。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机制和社会冲突的理论回应,那么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就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布展的理论应答。今天,如果把历史维度看作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垂直向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空间维度看作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向度。今天挖掘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就必须反思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管理、生产、消费、斗争和反抗方式的空间化表达形式和空间形态,就必须把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空间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看待。(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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