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俱进的逻辑揭示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

当代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正把空间生产问题投射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时代呼唤在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视野中反思当代空间生产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当代中国迈进空间崛起的时代。全球产业资本向中国的大量转移和集聚、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内在的现代化诉求这三重力量共同触发了当代中国新一轮汹涌的城市化浪潮。经济全球化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当代任何一个理论家在论说中国的时候如果离开了城市化、全球化这两个思维的向度，那么时代将会把他无情抛弃。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全球化，两者都是空间形态的展现，一个是点上的人群聚集的空间形态，另一个是全球精密交往的空间形态，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把人们的思维导向空间。中国的城市化为全球资本积累创造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契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提供了无法替代的力量，为确立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正如福柯所说，这是一个空间崛起的时代。

第二，空间生产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种矛盾的焦点。在高速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空间生产时代，空间生产也因此成为各种问题和矛盾的焦点。其一，中国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关系格局、人口结构、居住方式正发生着震撼全球的大变动。在这个过程中将有2亿至3亿人移居城市，要求在城市占有空间，拥有居住权，享有市民身份，因此，城市空间的需求量可以说是无限的。但是，这些城市新移民低下的支付能力使他们成为城市空间中无根漂泊的游荡者，这引发了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空间分配、空间消费的激烈矛盾冲突。其二，中国遭遇新全球化历史语境。逐步进入后工业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布局重构，它们把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大量承接了这一国际制造业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内在的工业化、现代化这两股力量触发了自身的以国际制造业空间聚集为特征的城镇化、城市化浪潮。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资本、民间资本、各级政府围绕土地展开复杂的互动，触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其三，当前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更新运动在调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过程中市场化地剥夺了市民的居住权，老城区的改造拆迁使得大部分原住市民的居住空间边缘化，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围绕拆迁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这些随时都可能引发激烈的利益冲突，拆迁户的悲剧时有发生。(www.xing528.com)

第三，空间已经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诸多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西方学者针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遭遇的发展困境，汲取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养分，由列菲伏尔首倡“空间生产”概念。随后，众多学者开始用各种空间思想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福柯强调微观空间的政治功能；卡斯特早期聚焦城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的空间生产特征；哈维从资本的空间逻辑与空间的资本逻辑双向构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借此批判“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向往构建“希望的空间”，憧憬社会正义；索亚用空间化的辩证法本体论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历时性逻辑；普雷维什、弗兰克、多斯桑多斯、阿明、沃勒斯坦等学者从资本霸权的空间布展和空间样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空间重组，认为稳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统治植根于全球范围内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体系。此外，普兰扎斯、罗维斯、斯科特、桑德斯、史密斯、詹姆逊、布尔迪厄、吉登斯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空间思想。这些学者几乎都在叩问资本主义何以能够从马克思那个时代充满竞争的工业形式生存到今天先进的、由国家管理的并且是寡头垄断的形式，而且无一例外地认为占有空间并生产出相应的空间形态是资本主义淡化内在矛盾、摆脱生存危机、获得新生的工具性力量。这些理论共同开创了“晚期资本主义”（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语）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视角，是对当年马克思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解读方式的挑战和颠覆，但总体上缺乏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遭遇的空间问题谱系的理论关怀。在当代中国空间思想领域的洼地里，应对这些西方空间思潮的冲击，从中国空间崛起的问题与现实出发，吸收这些优秀的空间思想，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捍卫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已经刻不容缓。

第四，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再发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场路径。面对中国的空间崛起，面对中国空间生产领域的重重矛盾，面对西方各种空间思想理论的冲击，时代需要开启马克思被遮蔽的空间思想。这既是一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开创一系列新侧面来解释资本主义在21世纪继续存在的问题，又是扩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和权限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再发现当年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是马克思从当年走向当代的重要路径，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则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当代出场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