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逐步建立，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急剧膨胀，民间社会形成，民间生存空间扩张，民间审美趣味膨胀，民间喜剧性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合谋”，自然而然地派生出一种消费享乐主义，喜剧取代了悲剧成为主导性的文化范畴。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背景下的泛喜剧文化的时代。当下，精英文化逐步让位给大众文化、娱乐文化，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也渐渐被欲望和日常满足所替代，渐渐从虚幻的政治信仰和知识的权威话语中解脱出来，观影需求也一变而为审美的浅薄化和娱乐的轻松化。而冯小刚的贺岁喜剧适应了日益娱乐化、消费化的整体的社会文化倾向，成为了中国电影中具有轰动效应的景观。
冯氏贺岁喜剧在题材上并没有借助于大悲大喜、大开大阖的事件及外部形式，而是选取贴近观众日常生活的现实及其由此基础上的市民想象来架构故事，一直没有离开过都市人物和都市生活。《手机》虽在片头表现了严守一少年时期的乡村影像以及影片的最后一个定格镜头也是乡村的大俯视远景（在时间维度上把当下与历史贯通，在空间上使都市与乡村相连），但这只是为当下手机对我们生活的介入和影响设置了一个历史的参照物，借此展开了一种关于媒介在不同时代的作用和意义、媒介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冯小刚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贺岁喜剧样式，以对市场经济下人们生活的原生态描述来把握现代人的心理脉络，具有相当的社会意含。这些社会内涵是被鲜明地规定在了世俗价值的立场和平民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以至于有着相当的生活质感。
在冯小刚的贺岁片中，既定的世俗立场和平民化风格决定了它们的基本语言形态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市井里巷的话语。一方面，冯氏贺岁喜剧往往借助于语言和语境的不一致、能指与所指的不和谐等游戏的手段消解语言所叙述对象的恒定性和完整性，消解价值观念和历史的权威意识。即冯小刚对政治化生活的调侃就集中表现为对长期主宰人们生活的政治话语的调侃。如《甲方乙方》中姚远对小书商说：“和平年代就是巴顿也得在家好好待着，国家有咱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护卫着，也用不着你，还是做你的良民吧”；《不见不散》中，李清指责刘元的汉语教学方式，刘元回应的却是《南征北战》中的台词：“我也想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地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中文培训班下课时，刘元道“同学们辛苦了”，作为学生的一帮美国警察起立齐声呼喊“为人民服务”；《大腕》中王小柱虽是社会上的混混，但显然电视新闻看得不少，对于虚拟中的泰勒转世成为黄种孩子的解释，是标准的官场语态：“考虑到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天下无贼》中黎叔的“这次出来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在这里我特别要表扬两个同志，小叶和四眼。他们不仅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前辈。”“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有组织，无纪律”……这些犀利俏皮的对白使我们在笑过之后，感受到冯小刚对生活的调侃，对人生的戏谑和对主流话语的嘲讽与不恭。而除了这一语言特征以外，在几乎所有的冯氏贺岁喜剧中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口语的使用和来自民间的段子文化。它们把底层的、民间的话语引入了大众交流的公共话语场。其中的不少对白在影片放映的当时就能很快变成流行话语。如《大腕》里的：“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天下无贼》里盗贼头目黎叔的说白竟是某种领导语言：“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种起源于王朔小说而后再在冯氏贺岁片中发扬光大的京味语言的幽默感，处处能起到搞笑的作用，它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王朔电影风格的延续。但较之王朔电影，冯小刚喜剧电影淡化了反精英的文化立场，加强了娱乐性、游戏性和消费性，建构了一种新的现代市民话语的权威叙事。[31](www.xing528.com)
冯小刚的创作理念与当时的主流形态的电影观念有着深刻的分歧。由此策源的电影观念的冷战、震荡以及对于电影话语权的挑战与争夺构成了90年代中国影坛的一个景观。面对各种诘难，桀骜不驯的冯小刚不无张狂地发出“我就是一个俗人”“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的宣言，对传统的电影观念及话语权频频发起挑战。冯小刚以半路出家、无代无派、不拘章法的电影导演的身份在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型中成为一种颠覆和先导的标志，这就构成了中国影坛上的一个“异数”。在他对中国影坛产生了相当的冲击以后，他和他的贺岁片在一段时间里遭到了通盘的怀疑和否定，以及遭受了主流观念处于保护性心理的批评、排斥和睥睨。[32]
而冯小刚之所以在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进程中相当持久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除了他是中国电影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之外，还因为在娱乐和商业电影的探求与实践中，他颠覆成规和独树一帜的做法。在对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进行颠覆与重构的过程当中，世俗平民真正成为了观照世界的主体，即冯小刚的镜头真正承载了世俗平民的视角和观念，并且以此来看待乃至评判现实生活及其世事人生。于是在这样的观照与视角之下，各种人性欲望就在世俗价值的评判中得到了真实坦率和从容自信的展现。而它们经常呈现的自嘲形态，实际上却是一种柔性姿态、以退为进，赋予自身以心理回旋空间的生存策略方式。同时，它们也就以一种谐趣而策略的方式，对正统话语和传统道德进行了某种后现代式的解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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