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后，女性身体在消费文化中的符码角色

90年代以后，重新建构性别和定位女性与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扩张同步发生。消费文化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一切都被纳入到消费之中，身体这个最为私人的领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最美的消费品”，成为一种能够转化为其他资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资本。面对女性刚刚逃脱伦理暴力又受制于这种美学暴力的境遇，布尔迪厄精辟断言：“对女人而言，镜子和磅秆取代了祭坛和跪凳”。^[25]与传统社会女性身体的被遮蔽不同，在消费社会，关于身体的种种禁忌和束缚被一层层剥离，身体的自发表达处处受到认可。表面上看来，关于女性的规范、限制似乎都被打破了，她们摆脱了被压抑的历史处境，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自由，主体性也在消费文化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但实质是女性在重构着父权制文化的消费社会，被最大限度地欲望化、客体化和商品化，被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力经由大众传媒（包括电影）贬抑成标准化的畅销的欲望符号，成了一个任由色情代码、商品代码、母性（道德伦理）代码等所填充的空壳。女性成了被动的被观赏、被利用、被消费的客体，丧失了主体性。女性身体的命运不是被政治收编，就是被商业认领，从来都不是自在自为的。她们的身体已经无路可逃。^[26]

这一时期的类型电影如何去认识和表现女性身体，无疑将影响观众对于女性的种种想象。过去战争片中的女战士，穿戴一律男性化且要束胸。而当下电影中的女性，强调的是她们的三围尺寸及暴露的程度，即从遮得严严实实连亲吻镜头都被压制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凸现女性曲线，卖弄风情，越出位、越奇装异服、越标新立异、越惊世骇俗、越能吸引眼球就越成功。而谍战片中女性身体的色情化呈现也成为观众欲望消费的载体，实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的消解。如《风声》中，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各种施刑的细节化展示对女性身体进行着特殊占有。《色戒》中，爱国话剧社成员王佳芝为刺杀汪伪政府的高官易先生而色诱易先生，最终却对易动了真情，而导致刺杀计划功亏一篑。美人计就是政治对女性身体的征用，王佳芝孤身深入敌人内部与敌人周旋的武器就是她的身体。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政治对身体的征用最终导致了身体对政治的反叛。在《色戒》中，李安设计了四个张爱玲原著小说中没有的表现窥视和被窥视的场面，即易先生在裁缝店看刚换好旗袍的王佳芝、他送王佳芝回家时在台阶下看着她走上台阶拿钥匙开门、两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之前易先生坐在椅子上看着王佳芝以及易先生在酒馆里看着唱歌的王佳芝。这些用中近景镜头甚至特写镜头这样的充满色情暗示的镜语对女性身体的一次次物化展示，并用女性身体的局部替代女性，是男性恋物癖的典型体现。前三个场景对王佳芝的胸、手臂和大腿的突出强调，正是透过易先生的角度观看女性的身体部位。而有关身体的三大段落的性虐待场面表明这是“身体的较量”，因为身体是最真实、最深刻的人性的反映，从而直接把美人计的“身体谍战”呈现为视觉形象。在这类电影的传播过程中，消费者可以不受任何现实社会规范与禁忌的约束，自由地享受身体的视觉盛宴，满足自我的欲望投射和心理宣泄。

90年代以后的消费社会语境对待女性身体的策略是把女性身体直接变成可供消费的商品，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情欲表达——虚构欲望的极度彰显。男人/女人、主动/被动、看/被看、消费/消费品等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仍然有效运转。曾经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的管制对象一变而为男性凝视的客体（他者），陷入了另外一个陷阱。(www.xing528.com)

可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类型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的私语被宏大话语掩盖，女性身体叙事与压迫、苦难、救亡、革命等话语纠缠在一起，要么充当了揭露和控诉的工具，要么就是失掉了性征的缄默的存在。后来觉醒的女性开始从身体突围，强烈地渴求身体的自主权。然而女性身体在政治、消费、资本等的多重规训下，虽然一再突围也终难逃罗网。只要意识形态系统依然是男权意识的载体时，女性主体就依然是被男权意识询唤出来的主体。^[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