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相互构建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民族关系的处理向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中，中国电影为少数民族意识形态的传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少数民族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同构，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和少数民族形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由此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中国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新中国亟待建立团结稳定大一统国家的现实需求，使得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内蒙人民的胜利》原名《内蒙春光》。最初影片“塑造了一个勾结国民党匪特残酷压迫广大牧民的王爷形象；也暴露了国民党匪军抢劫草原，蹂躏内蒙人民的罪行；同时还描写了青年牧民顿得布等广大蒙族群众在我工作组长苏合影响下的觉悟和斗争以及蒙汉联军击溃了反动派武装进攻的故事。”^[8]该片除了宣传蒙汉团结、共同打击国民党匪特的主题外，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做了展示。然而，该片拍完不久就接到停映的命令，原因是片中的部分内容与党的民族政策有抵触之处，犯了没有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共同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错误。后来，《内蒙春光》的编导重新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对影片进行了较大修改。修改后的影片命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重新刻画了道尔基王爷的形象，将其定位为一个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欺骗，最后被我方争取过来的人物。修改后公映的《内蒙人民的胜利》在主题、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政策的双重约束、人物设置、情爱故事、民族元素等方面为此后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提供了一个叙事范本，在之后的《金银滩》《太阳照亮了红石沟》《哈森与加米拉》《猛河的黎明》等影片中都得到延续与继承。^[9]

虽然少数民族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同构对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成双重的文艺约束，但民族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成了一种保护，允许艺术家们在其中容纳了十七年主流电影所不能容纳的艺术元素，^[10]因而使之对意识形态的书写较之其他题材影片而言更为隐秘。即一方面影片内容具备一定的类型性特质，利用奇观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来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塑形且契合了受众对此类电影的期待，使意识形态意图变得温和。另一方面，情节化的叙事姿态降低了影片的欣赏难度，拓展了受众参与面，扩大了主流政治话语的影响力。^[11]如《神秘的旅伴》中，少数民族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跌宕起伏的情节以及动人的爱情展示结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观影愉悦的同时，也显示出编导具有一定的娱乐意识，把“美国西部片中的异族风情、英雄美人、硬汉形象等，经过改造，不露痕迹地融入本片”。而《冰山上的来客》最大的成就是将反特、少数民族、音乐、军队等题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拆解了类型边界，成为当时的创新类型。除了最广为称道的对于音乐的运用和“真假古兰丹姆”引发的悬念之外，影片还大胆表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军民关系，尤其是军队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关系、军人的爱情等，而这些无一不是国家政策和电影创作中极为敏感的部分，导演将其拿捏得十分到位、恰当。(www.xing528.com)

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通过电影这一传播方式，高扬政治意识与民族主义，建立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整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明显展现了中国力求通过电影媒介来宣传民族政策，建立团结和平的大一统民族国家的时代需求的时代印记，具有少数民族形象建构和国家形象建构的双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