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能源，也是中国类型电影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类型电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本土的价值观以及审美观念等的影响，因此中国类型电影的内容自觉或不自觉地包含着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对我国影响深厚。而儒家文化则是其中的主流，其影响最为深远。“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上、意识形态上、风俗习惯上，儒家印痕到处可见。”作为曾经统领中国文化格局的核心思想力量，儒学自孔子立说游学授业之日起，虽然不同程度地经受各个时代的本土学说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但历经各代学者的阐发拓展融合，逐渐构成中国社会蔚为大观、旨义多元的，指向经典哲学、执政之道和日常规范的主流文化。不管是孔孟之学道，还是程朱之学，抑或是力主融汇西方文化而思忖儒学复兴的新儒家，都力图弘扬儒家精神中的以“仁”为本的忠恕之道、博施济众的品德、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矢志于道的追求精神以及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勇气和胆识、利群思和的群体观念，更看重人伦亲情、孝悌友信的生命情怀。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直面现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更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背景中通过话语转换，形成同质异形的民族性价值取向。当然儒家文化中被不断强化、规范化以至官方化、专制化的尊卑等级秩序、贞烈观念、保守意识等文化压抑性元素，近代以来也不断受到抨击，这也构成日后百年中国电影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精神命题。[1]
从积极影响来看，儒家文化对中国电影人的电影观念、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的最大滋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仁学”为基础，提倡情理统一、美善共体、内外交融的叙事规范，以美的享受愉悦观众。另一方面，提倡“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注重发挥电影作品“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以及其原始人道主义、忧患意识、救世情怀，不遗余力地劝导人们的社会生活规范。
中国最早产生的电影类型之一的社会伦理片就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去感化人，最终体现善恶有报、仁爱待人等儒家思想。如明星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初拍摄的《孤儿救祖记》就是一部典型的社会伦理片，是第一部引起中国观众广泛兴趣并深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伦理作品。而晚近的史诗大片《赤壁》遵循了“君义、臣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的思想观念。(www.xing528.com)
武侠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产，其历史源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侠与侠文化在战国时期最为兴盛，秦汉之后仍流风不绝。侠与侠文化在历朝历代的史传、诗歌、小说、戏剧中都有所反映”。[2]这可以说是中国武侠片的文化渊源与存在基础。在中国电影史上较早形成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片种——武侠片利用中国文化当中的题材和内容，将对侠义精神、行侠仗义、肝胆真义的崇尚寓于阵阵刀剑和拳脚中，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悠久博深的历史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民族精神内涵，而且其中的侠肝义胆也符合观众的英雄崇拜心理，或成为百姓心理情感的某种寄托，实现了与观众心理上的共鸣。李安的《卧虎藏龙》就是一部蕴含着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作品。他以传统中国侠义故事为看点，以不同特点的武侠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表达江湖儿女的人文情怀。影片中，主要角色分别成为中国传统中道家与儒家的象征，人物形象充满仁义道德的理念。
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公路片在本土化转换过程中，甚至也大多舍弃了血腥暴力的残酷主题，而散发出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爱等温情气息。如《红色康拜因》中以收割机替代汽车，父子之间的情感羁绊与矛盾冲突在金黄的麦田中不断碰撞，儒家传统文化理念中的亲情伦理在公路这一载体中得到了充分诠释。《马背上的法庭》中，老冯运用那些看上去不合法却又合情合理的办法，去解决村民的纠纷，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谦良恭顺”。而仔细分析中国公路片的剧情结构会发现，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或多或少采用了“悲欢离合”的叙事模式。“公路”所象征的“旅途”往往能够很好地与“离合”结合起来。旅途的起点是分离，而终点则是相聚。如《人在囧途》中，本来在外有情人的李成功回家后与妻子深情相拥，破镜重圆，从对婚姻的背叛到重新认识“家”的意义，这是家人从分离到团聚的过程；《落叶归根》中，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是一种与故土和亲人的“分离”，而尸体历经千辛万苦回归家乡，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团聚”。又或者起点是团聚，到达终点则意味着分离。如《红色康拜因》中，影片开始消失五年的父亲出现在了儿子面前，这是一种重聚；而结局中儿子又选择和父亲当年一样抛弃亲人外出闯荡，则是一种离别。离合在这部影片中成为了一个轮回的宿命，显得更具悲剧性。[3]相比好莱坞公路片，中国公路片通过把人与人的分离与团聚放在一个整体性的叙事时间、稳固的叙事空间之内建构，并借以承载创作者的主题思想，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所决定的。中国公路片所采取的这种温情创作模式与好莱坞公路片以犯罪片、恐怖片等为外壳的做法大相径庭，可以说走出了中国公路片的新模式，也真实地反映出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类型电影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电影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而在中国电影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始终不曾退隐，尤其是那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而日益模糊难辨的儒家价值观和伦理情感总能催发中国电影人的创作冲动。而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之下，中国电影不断摸索和发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充分吸收民族文化的元素，承载民族发展的诉求，形成了散发着独特东方神韵和民族品性的中国类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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