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戏仿与肆意恶搞的对比和分析

“戏仿”即有意识模仿特定的作品严肃的题材和手法或者特定的作者特有的风格，用之描写低下的极不相称的主题。而“恶搞”类似“恶作剧”，含有搞笑、夸张、颠覆之意。2006年，无疑是中国娱乐界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恶搞狂欢年，有人戏称“恶搞元年”。从年初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所引起的网民对于“恶搞”艺术形式的大讨论起，整整一年时间里，人们享受着恶搞带来的兴奋与快感。这也为“恶搞”这一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娱乐形式挣得了一张张独特的艺术名片。“恶搞”其实是一种舶来品。追根溯源，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文化，又称作“kuso”。“kuso”一词源自日本，是日语“くそ”的发音，原意为“可恶”或“粪、屎”等意思，是用于发泄不满情绪时的口头语，后来演变为“恶搞”的代名词。^[9]从网络开始扩散开来的“恶搞”作品的传播，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些网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的自我才能展示，其“恶搞”作品中体现出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技术水平，都让人叹为观止。在文化与道德底线之上的颠覆与解构的“恶搞”反映了人们追求快乐的心态，是适应当前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表现。恶搞是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的亚文化，可以借助各种为人所知的生活题材，本质上表达了一种颠覆或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一种解构。^[10]

而2008年被称为“中国山寨年”。“山寨”的命名源于广东方言，指涉电子科技领域中廉价仿真商品的生产和推广，其后又迅速成为对影视网络传播媒介中充满平民审美趣味并大量采用戏仿手段的文本的命名。2008年12月3日，一向被大家视为严肃的央视《新闻联播》甚至花了近两分钟对当年流行的“山寨文化”进行了报道。报道以大行其道的山寨手机为引子，随后还出现了山寨明星、山寨搜索引擎等“山寨现象”画面，并认为从山寨手机到各种山寨产品，“山寨”已经从经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一种以低成本快速模仿主流名牌的方式来满足物质或精神消费的社会风潮，是根植于草根大众的亚文化。

而近几年网络恶搞、山寨文化等也不可避免地侵入到电影创作领域。在消费文化语境与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迎合大众消费欲望，对原创影片进行戏仿、拼贴、改写，以追求感官刺激与娱乐性质为目的，消解思想深度与意义指向的以恶搞、山寨为特色的内容无聊、情节荒诞、格调庸俗的小成本喜剧电影络绎不绝地“冲”上了银幕。“恶搞”与“山寨”似乎已经成了当今小成本喜剧争取票房的灵丹妙药。对此喝彩者有之，但诟病者更甚。

“‘恶搞’由于其外在形式呈现的明显的解构性和宣泄特点，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下具有其特殊的生命力。这是‘恶搞’在今天的中国电影中广泛流行，几乎深入到所有的电影类型中的重要原因。”“‘恶搞’作为以成人为对象的黑色喜剧常用的艺术手法本身并不一定只有解构的作用，相反对丑恶的揭露和嘲弄可以很具批判价值。这要求作品的深层解构中具有建构性的贯穿性潜在呈现。能否具有这种潜在的贯穿性使得‘恶搞’同样有品位上的高下之分。”“我们的确看到不少影片，由于仅仅只从商业可行性的角度理解和利用‘恶搞’，为‘恶搞’而‘恶搞’，结果使其丧失了应有的批判品格，反而成为展示和推广负面价值的工具。但是在今年的电影市场上，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不少影片在表面看来并不那么高雅和‘艺术’的‘恶搞’背后，饶有情趣地努力进行着严肃的生活思考。”^[11] “影视文化中的‘山寨’代表着一种以调侃、戏仿、戏谑主流文化为表现形式的草根文化和娱乐精神。”“虽然‘山寨’生于‘模仿’，但‘模仿’不是目的，而是以‘模仿’的方式来调侃那些自认为是主流权威的东西，体现的是最普通最草根的小人物的心声。它的创作者们是以认真的态度投入到这个新型的游戏中的，恶搞的背后，是真挚的情感和严肃的观点，在嘲讽中传递热爱，在嬉笑中表达无奈。”^[12]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山寨’，很多人没有表现的可能……山寨是锻炼软实力的好机会。”^[13]“在投资方面，与新千年后出现的巨片电影相比，具有山寨风格的影片都是小额投资的作品，它们的兴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对高成本巨片过度生产的反拨……在演员选择方面，山寨电影成为非专业演员、非著名演员，甚至只具有明星脸的新‘特型演员’自我展示的空间。”^[14]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迅认为对作为整体的山寨电影和作为方法的山寨应该有一个充分的、恰当的评价。山寨电影大大拓展了中国喜剧电影的想象力；在电影创作观念乃至电影观众的接受意识中，山寨电影强化了电影意识和电影是一个虚构世界的概念；山寨电影固有的低端增强了国产电影与观众的亲和力。^[15](www.xing528.com)

但在逐渐沦为“为了恶搞而恶搞”时，一些山寨喜剧电影已丧失了作为艺术作品应该负载的艺术价值以及应该承担的人文关怀，变得脱离大众，口碑江河日下，招致大量反感。如“《嘻游记》中，导演借着观众已经厌倦的‘古装风潮’强势登场，其中大量的山寨仿造段落及拼凑情节在影片中处处体现。它已经将‘恶搞’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影片的结果就是一位‘英雄’的臭屁最终完成了拯救任务，看着银幕上那色彩斑斓而且如云雾缭绕般的‘仙气’，观众不知是应该开怀大笑还是应该讥讽嘲笑。因此，整部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一群人的一种消遣式的集体狂欢，每个人都很卖力却又漫不经心，每个场景都很热闹却又似曾相识，整部影片噱头十足却还是令人生厌。”^[16]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了担忧。清华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尹鸿就认为，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文化，山寨电影本身有存在价值，但当它们大量出现，所谓的革命性就已经荡然无存……当观众厌倦了劣质的笑料、诡异的方言、夸张的表情、荒诞的故事，我们的喜剧片最终将遭到遗弃和背叛，因此，当下喜剧热潜伏着危机。“对中国观众来说，重要的不是可否‘俗’和‘艳’的问题，而在于‘俗’和‘艳’的背后是否有某种重要的意义或价值蕴藉的问题，准确点说，是要求通俗的表层文本下面有着丰厚的带有感兴意味的人生意义或价值蕴藉，简称兴味蕴藉。”^[17]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喜剧片的普遍成功，很可能会带来中国中小成本电影越来越喜剧化的倾向，过多的影片相互模仿，题材缺乏创意，将产生大量垃圾作品。”^[18]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完善，电影观众的不断分层，饶曙光认为“为娱乐而娱乐的‘山寨’电影在思想、文化、审美上都只是暂时的繁荣，它终究没有可持续的生命力”，“将随着市场调整而逐渐萎缩”。甚至有论者称中国的山寨电影“从一开始它们就已经完全被全球电影工业体系摒弃在外”，“几乎不存在海外市场，只能死拼国内市场。但国内市场留给它们的空间实在太狭小了，而且会越来越小”，而“山寨电影作为一种技术质量和艺术质量都很粗糙的文化产品”不可能“像山寨手机那样通过低成本和个性化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产业升级的机会很渺茫，并认为“中国电影的山寨化生存只是一种无奈，而不是一条出路。”^[19] 事实上，山寨电影的最大问题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至上所导致的意义缺失，突出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传统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沦落与失序。影片不再承担道德审判所的功能，而只是纯粹以媚俗娱乐大众为旨归；二是信仰权威的合法性被颠覆。影片中反叛主流意识形态，消解英雄、偶像的权威、严肃、庄重与尊严，标榜多元性与边缘性；三是个体的存在迷失。影片主角往往表现出盲目与无所适从，缺乏深沉追问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存意义的勇气。当然，山寨电影意义缺失更为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山寨电影自身先天不足以及后天发育不良上。先天不足表现在山寨电影文化含量低、精神资源贫乏，是在对旧版、原版的戏仿、翻拍基础上形成的山寨风格，缺乏原创与内在的精神内涵。而后天发育不良则是在山寨电影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媚俗娱乐中，审美观念迷失。^[20] “价值判断多元化，对权威的解构、对规则的嘲笑、对禁忌的打破，虽然肯定了平凡者的人生意义，赋予了世俗性、市井文化以相应地位，但无限度的自由虽在短时间内能博得哗众取宠式的一笑，长久的将是真正自由的丧失、价值判断的无序与混乱、基本准则的消解，最后是价值观虚空的困境。适度的自嘲、恶搞，可以起到缓释心理压力的作用，但是不应该刻意渲染，过渡放大，成为一种价值观来传播。”^[21] “让喜剧电影正经起来，不去玩山寨、恶搞，是华语喜剧片的一个必由之路。”“过度渲染恶搞、爆笑的直接后果，就是电影文化的庸俗化。‘在这种喜剧趋势下，那种塑造民族心理的传统经典性作品几乎不可能问世，这是最大的隐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军认为，喜剧片产业将来要有出路，必须要精品化，完成自我转型。”^[22]

从某种意义上说，戏仿只是恶搞的一种方式而已。小成本喜剧电影惯于大量采用互文本的方式，对其他影片、电视剧、动画、网络语言或事件以及社会流行现象中的场景、造型、台词和音乐等进行戏仿和恶搞，在电影媒介和其他媒介形式及文本之间形成显而易见的互文关联，并由这种互文性引发“文本快感”。具体来说，滑稽戏仿、肆意恶搞的方式主要有^[23]：第一，影像风格或造型的戏仿。如《皇家刺青》中至少有二十多处是向经典致敬的：宣传语打的是“中国版《越狱》”、《士兵突击》中的“不抛弃不放弃”被反复用了六次、大学士牢房里挖洞引自《肖申克的救赎》、太后召见时“进五步、进三步”袭自《英雄》，其他还有《集结号》《投名状》《无极》《一个都不能少》《十面埋伏》《还珠格格》《2046》《007系列》《长江7号》《沉默的羔羊》《疯狂的石头》等；《大有前途》中激情拉二胡后点烟的动作袭自《海上钢琴师》、“大有数百亿影视城”戏仿《大电影之数百亿》，其他还有《疯狂的石头》《刺陵》《长江7号》《夜宴》《你猜，你猜，你猜猜猜》《潜伏》等；《盗版猫》中追杀歌手李小龙的两位杀手不但造型像《低俗小说》中的杀手朱尔斯和文森特，而且一个信佛、一个信上帝，打架前还要先念一些诸如“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类的偈语；《老五的奥斯卡》号称是向周星驰的《喜剧之王》致敬的；《火星没事》中明显带有《小鬼当家》的影子；《夜店》以韩国的《加油站被袭事件》、英国的《超市夜未眠》的方式上演了一出浪漫爱情喜闹剧；《完美新娘》中，杜蕾思打响爱情保卫战时，她的造型，从服饰、表情到动作，完全复制了《杀死比尔》中的复仇新娘。为她牵红线的小老鼠则与《料理鼠王》中一心想成为大厨的小老鼠相似。而她彻底减肥的过程又复制拼贴了《瘦身男女》中郑秀文接受地狱式训练的镜头；《重庆美女》中有《食神》《满汉全席》的影子；《我的唐朝兄弟》戏仿《七武士》《欢迎来到东莫村》等日韩电影；《熊猫大侠》中王岳伦还不忘以“食全酒美大酒店”对自己的前作《十全九美》致敬……小成本喜剧电影戏拟恶搞的影视剧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简直不胜枚举。第二，角色名字和道具的戏仿。如《十全九美》中的朱笑（孝）天；《皇家刺青》中的许三刀（多）、狱卒王家伟（戴着墨镜恶搞王家卫）、王爷福尔康、捕头福尔摩、海盗长江007号、鲁二入狱后代号为2046、袁凯（世）凯、天桥花儿戏班（乐队）；《熊猫大侠》中的“王老吉”；《老五的奥斯卡》中的“梅超风”；《天下第二》中的“芙蓉奶奶”；《大有前途》中的“李骄”（敖）；《皇家刺青》中模拟《无极》中谢霆锋的金手指；《重庆美女》中的“十面埋伏”锁；《大有前途》中“大有HAOLAIWU”标志性山头戏仿洛杉矶“HOLLYWOOD”等。第三，语言戏仿。主要是对影视剧台词、日常俗语、广告词、方言、诗歌、网络语言等的戏仿。对影视剧台词、广告词、日常俗语、方言的戏仿由来已久，且在这些影片中俯拾即是，在此不予赘述。而对诗歌的戏仿主要有：《隋朝来客》中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沙扬娜拉》中的诗句进行拼贴：“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胜凉风的娇羞；那一刻，她从我身边走过，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把我的心带走了！”《我的唐朝兄弟》中对李白这一人物设置极尽恶搞之能事。他是在跟强盗薛十三和陈六夜饮时即兴创作的《静夜思》，并在“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估客行（乐）》）的吟咏中继续自己的游吟人生。《大有前途》中戏拟“梨花体”诗歌：“毫无疑问/我写的诗歌/是全天下最好的”（《一个人来到大有村》）、“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观众席中/看完比赛/不鼓掌的/人”（《我坚决不能容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的小成本喜剧电影普遍戏仿、恶搞流行的网络词汇、热点网络事件来增强“笑”果，而网络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兴起为山寨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网络用语具有语义精妙、传播迅猛、影响深远、应用宽泛、换代频繁等特征，使得小成本喜剧电影导演兴致盎然地大范围地简单堆砌一度热门的网络用语，铆足了劲“向网民致敬”。黑车、城管、羊驼（草泥马）、2、铁丝、躲猫猫、板砖、传说、寂寞、潮、非主流、穿越、妈妈喊回家吃饭……流行的网络术语和网络事件基本被一网打尽。但导演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网民所原创的那些喜剧元素相当短命，“我是路过打酱油的”“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之类的网络俗语很快成了过去式。因此以过气网络事件和网络语言为“山寨”对象的喜剧电影无一例外将成为速食、速朽的电影。第四，音乐舞蹈戏曲等的戏仿。仅2009年度的小成本喜剧电影中有戏仿“超女”选秀的段落的电影就有《老五的奥斯卡》《隋朝来客》《皇家刺青》《熊猫大侠》《大有前途》。在这些戏仿段落中，自然免不了上演各式山寨歌舞。《老五的奥斯卡》戏仿了《梁祝》《上海滩》《笑傲江湖》等音乐。《皇家刺青》中“红中”数度翩翩起舞，钢管舞、肚皮舞、探戈等一样不落，甚至还与花儿乐队跳起了“千手观音”。《隋朝来客》中，在“大隋小姐”比赛现场，《双截棍》《阿根廷请别为我哭泣》等齐上阵；《熊猫大侠》中金莲、阿好、赵大将军以及“想跳就跳”熊猫表演中也上演了几段山寨歌舞。《大胃王》中戏拟二人转；中国众歌手集体玩票的《盗版猫》中更是充斥着嘻哈文化、朋克文化。《夜店》中在超市里还不忘设KTV包间，为恶搞流行音乐设置情境……《盗版猫》中有一句台词：“COPY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主要看你怎么COPY，COPY什么，COPY得怎么样。”而小成本喜剧电影中诸如此类的段落式的滑稽戏仿和肆意恶搞却都“COPY”得不怎么样。在文化与道德底线之上的恶搞是适应当前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娱乐方式，是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的亚文化，本质上表达了一种颠覆或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一种解构。即恶搞本身会带来草根颠覆权威的快感。但恶搞不等于恶俗，不等于闹剧式的胡闹恶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