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片中的现代文明'他者'：定型化人物描绘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潮涌动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先进的思想文化涌入中国社会，无论是东部先进的城市文明还是西部较为落后的农耕文明都深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中国西部片导演们鲜活地刻画出了深受先进文化影响的农村人在时代变迁中与当地人的冲突，以及他们无助、迷茫的心态。

中国西部片的男主人公大多是生于西部，长于西部，与西部血脉相连的农民。如《人生》中的高加林是受过高中教育的知识青年，毕业后留在镇上小学任教。谁曾想好景不长，令人羡慕的工作莫名其妙地被干部的儿子顶替，自己不得已又做回农民。内心的不甘与工作上的打击让高加林气愤不已。在善良、淳朴的刘巧珍的帮助下，高加林渐渐找回了自己。但此时的他心里并没有放弃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叔叔的转业给了他再一次进城工作的机会，头都不回进城的他放弃了爱他的巧珍，选择了能帮助他留在城市生活的老同学黄亚萍。没想到自己爱情的选择再一次让他在城市中工作的机会流走。又一次做回农民的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自己在城市中生活的机会，也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一无所有的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高加林的个人奋斗窒息于无法突破的社会关系和人情世故中，这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西北农村各种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反常现象，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农村青年的典型特点和思想观念。高加林代表了80年代农村中一部分有文化、有追求、有理想，要求改变自己命运、实现自身价值的青年农民的基本心态。而在《老井》中设计的倒尿盆的细节，孙旺泉从最初因为岳母要求他倒尿盆而气愤地摔下碗筷准备离家出走，到倒尿盆时东张西望，再到最后的心安理得，随着时间推进，通过这一天天重复的细节的一点点细微的改变，形象、细致地表现出传统道德对于人的思维和生活的深刻的影响。《红高粱》中的传奇式人物“我爷爷”以其原始的生命欲望，痛痛快快地生，轰轰烈烈地死，完全不同于传统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

西部农村女性身上所承受的痛苦、煎熬、压抑，表现出的坚毅、果敢、活力和生机也是西部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在《人生》中，高加林在农田劳作时巧珍给德顺爷送甜瓜和大枣吃，在加林进城卖馍时巧珍因为担心加林不适应故在身边默默跟随，在返程的路上巧珍又及时地为加林解围将馍馍全“卖掉”，并给加林买了一条回村后抽不到的纸烟，晚间在加林劳作后巧珍又贴心地给他准备了鸡蛋充饥，加林进城后托人给巧珍捎回村的糕点巧珍担心他没有买给父母随后又给他父母送去并说是专门买给父母吃的。这一系列不经意的生活细节都将巧珍善良、贤惠、淳朴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黄土地》中，透过女主角“翠巧”这个形象，我们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理念的冲突，看到了在传统男性专权的社会中女性的抗争以及人性的纠葛。在《红高粱》中，“我奶奶”虽然也是悲苦出身，但她敢爱敢恨，敢于反叛传统道德，努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二嫫》中的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当中的乡村女老师，《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图雅的婚事》中的图雅等女性形象在质朴、率真的性格中都带有一种坚韧和执着。(www.xing528.com)

西部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赋予了西部人处变不惊、坚忍不拔、倔强执着、吃苦耐劳的性格特质。西部电影通过塑造这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剖析民族性格、揭示民族心理、展现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