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西部地区的民俗文化符码

中国西部片有其独特的影像表意和表述手段。把民俗文化和民族风情影像化来替代电影情节，将民俗文化的瑰丽与传统文化的意蕴完美融合就是其鲜明的风格之一。所谓“民俗文化”，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是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它既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又是一种民族寓言。中国西部片以极富地域民俗特色的中国西北部地区为地域、文化基础，因此当地的民俗文化和民族风情在西部片中得到了较多的体现和展示。

民俗仪式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片中出现的大量的民俗仪式“不仅使中国观众在心灵深处重温了本民族久远历史文化的深层记忆，也为西方观众在异域文化视野的期待上提供了一种他者参照。”^[8]似乎通过民俗仪式，人们能够看到或听到人类集体无意识积淀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

在众多的西部民俗中，被电影人用视觉化影像呈现最多的是婚嫁仪式。如《人生》中，导演用了长达八分钟的画面来细致地展示刘巧珍的出嫁场面。从迎亲队伍的乐手到前来看热闹的邻里乡亲，从前来庆贺的亲朋好友到两姐妹在摆满各种婚庆物品的冷清房间中的哭诉，从无奈的高加林的父母到气愤的德顺爷，从喜庆浩荡的送亲队伍到盖着盖头独自默默流泪的巧珍。影片从各个方面向观众呈现西北地区农村旧式婚礼仪式的同时，也反衬出巧珍心里对现代文化的渴望和无力抗争的苦楚。在《黄土地》中，首尾呼应展现了两场相似的婚礼场面。在开篇的婚礼中，本应是喜庆的仪式，参加的人却都面无表情、目光呆滞，本应是丰盛的菜肴呈上来的却只是摆设的木鱼，就连婚礼的主人新郎都是木讷的、呆板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场婚礼只是仪式化地进行着，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在影片结尾翠巧的婚礼中，导演选用了重复的手法。相同的仪式，相似的调度，表现出的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不变的命运。虽然翠巧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启发，但她在这片愚昧、落后、保守的土地上的命运仍然无法冲破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传统思维的束缚。如果说前两部影片只是真实、完整地记录了现实生活中的婚礼场面，那么在《红高粱》中则将婚礼仪式变为电影造型的产物。特别是影片中长达三分多钟的“颠轿”戏份，是对现实生活中原有的颠轿仪式进行改造后的视听呈现。通过轿夫们夸张的颠轿“舞蹈动作”和略带调侃的滑稽唱词形成影片开篇的第一个小高潮，给观众营造了一场强烈的视听盛宴，表现出影片狂欢式的人性解放的主题。

由于西北地区气候极度干旱，因此除婚俗之外展现最多的就是求雨的仪式。如在《黄土地》的结尾，全村男人赤裸上身，头戴草环，口喊号子，在河边不停的跪拜，乞求海龙王的保佑。在仪式的后半部分，祈雨的人群开始兴奋地奔跑。而在《红河谷》中祭天祈雨的仪式要比《黄土地》野蛮、残忍得多。在影片开头，当地百姓为大旱求雨，将牛、羊和两个身穿红衣的童女作为老天的祭品。随着手起刀落，牛、羊相继坠入河中，其中一位红衣少女被两位壮汉抬上祭台，在女孩惊慌失措的求救声下收到的却是父亲无声的默认，随后女孩身绑重石被无情地抛入河中。第二个被抬上祭台的女孩雪儿，在绝望的发下誓言后被及时赶来的哥哥救下。因为破坏祭祀规矩，因为对迷信的反抗，兄妹俩被追杀，在逃生过程中又为了不被抓回去继续作封建迷信的牺牲品，两人不得已选择割断吊桥坠入河中。影片借助这一野蛮、无情的祭祀仪式的呈现，表现出当地人的昏庸、愚钝、冥顽不化，也象征着当地封闭、落后、故步自封的文化，表达了对当地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深深的批判和反思。(www.xing528.com)

此外，“祭酒仪式”（《红高粱》）、“腰鼓阵”（《黄土地》）、“天葬仪式”（《可可西里》）、“关中年俗”（《秋菊打官司》）等也在西部片中得以影像化呈现。西部电影过分引用民俗，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西部电影“将远离现代文明的中国乡民的婚姻、家庭的民俗故事，经过浪漫的改造转化为一种寄托了各种复杂欲望的民俗传奇，创造出一种国际化的电影类型——新民俗电影。”^[9]

在中国西部片中，众多的民俗仪式的影像化的呈现把观众的目光从革命、政治的批判转向对民族文化的省思，转向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寓言性象征。剥离开西部电影置身场域的历史真实性，西部片的深层符码就是民族寓言与西部神话。中国西部片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欢迎，很大程度是影片中对民族风情和民俗文化的展现，不仅构成了中国观众对西部地区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直观认识，又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东方世界的文化窥视欲和探索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