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映射现实还是逃避现实

从1932年左翼运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恐怖片创作近于空白。这一方面是革命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观众“物极必反”的选择规律。他们已经看腻了20年代刺激官能但脱离现实的商业电影，渴望看到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神州大地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通过各种形式表达抗战主题成为电影创作的主流。即使如此，在1937年联华出品的集锦式影片《联华交响曲》中，也可窥见恐怖片的元素，如其中的《春闺梦断》通过“噩梦”的形式表现了恶魔形象，撇开其对抗日的影射不谈，单是用梦的形态使恐怖场景合理化、合法化这种方法本身就具有重大的范本意义——既展示了骇人的恐怖场景，又规避了审查机关关于影片思想主题的追究，为坚决反对封建迷信的当下中国的恐怖片创作提供了一种“安全模式”，这也就是2005年邱礼涛导演在陆港台合拍恐怖片《疑神疑鬼》中所用的方法。1937年，马徐维邦导演的《夜半歌声》可以称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电影。影片讲述了剧团演员宋丹萍和地主之女李晓霞的凄美爱情故事。在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影片多处加入了影射甚至直接宣扬抗日的内容。然而，无论创作者向影片注入多少革命的气息，始终无法改变的一点是新华老板张善琨授意拍摄此片的第一要义——赚钱。这可从该片的宣传口径看出端倪：它号称“中国影坛第一部紧张刺激、非常恐怖之作”，说明书中遍布着“阴气森森”“汗毛凛凛”等充满刺激性和诱惑力的词汇，甚至还爆出了一名路人被海报吓死的新闻。种种炒作终于把影片推向了舆论和民意的风口浪尖，在战争山雨欲来的危急时刻，该片却场场爆满，不仅是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片，而且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除了以上两部影片之外，在抗战爆发之前和抗战爆发初期，站在国民党立场拍摄的一些“软性电影”中也可窥见恐怖电影的因素，如王次龙编导的《新婚大血案》就大肆渲染了恐怖的凶杀场景。

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就是所谓的“孤岛”时期。此时，在上海这片奇异的土地上，20年代鼓噪一时的商业潮流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这一时期出品了众多恐怖电影作品，如：新华出品的《古屋行尸记》《地狱探艳记》《冷月诗魂》《化身人猿》《夜半歌声》续集；艺华推出的《恐怖之夜》《化身姑娘》系列、《女僵尸》；国华推出的《风流冤魂》《李阿毛与僵尸》《黑楼孤魂》《艳尸》《鬼恋》；华新出品的《王先生夜探殡仪馆》；华成出品的《僵尸复仇记》等。以至于51位新闻工作者在《告上海电影界书》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在抗战之前曾经担任过光荣的使命，有过辉煌的成绩的上海电影，在沦为‘孤岛’之后，却落在了妖神鬼怪公然横行的局面中”。其中，《地狱探艳记》《风流冤魂》《艳尸》等作品体现出这一时期恐怖片的一个新特征：类型的融合。《地狱探艳记》（1938）讲述的是一名交际花假扮自杀来挑选丈夫的故事，是恐怖片与喜剧片的融合；《风流冤魂》（1938）通过少女受辱的场景渲染了色情元素，体现出“孤岛文化”的某些特征。“孤岛”般的处境、未知的命运使得当时的文艺创作表现出某些从属于“岛国文化”的特点，即放弃对过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焦虑，活在当下，享受当下，表现在恐怖片中，就是作为精神刺激的恐怖画面与作为生理刺激的色情桥段的结合；而《艳尸》（1941）则通过一场杀人嫁祸案的侦破，把恐怖片与侦探片融合在一起。

经历了“孤岛”时期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少量恐怖片，并且体现出对心理层面恐怖效果的探索和追求，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不复“孤岛”时期恐怖片的盛况。屠光启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恐怖片导演。他的恐怖片作品包括《月黑风高》（1947）、《芳魂归来》（1948）、《血溅姐妹花》（1948）、《玩火的女人》（1949）等；其他导演的作品还有徐欣夫、陈翼青执导的《古屋魔影》（1948）、岳枫执导的《杀人夜》（1949）等。(www.xing528.com)

此外，这一时期西方恐怖片特别是美国恐怖片大量上映，使本土恐怖片受到西方恐怖片的深刻影响，其中《化身人猿》、《化身姑娘》等作品从片名到故事均渗透着美国恐怖片《化身博士》的痕迹。

与前两个时期的恐怖片相比，这一时期的恐怖片因其历史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的复杂特殊而具有更加丰富的解读空间。当时的中国，日益蔓延的战火通过各种媒体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当时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隐藏着一个名叫死亡的魔鬼，唯有通过恐怖片的恐怖形象将其牵引出来、并附着在或残缺不全或奇形怪状的恐怖形象之上，再随着恐怖形象的失败和毁灭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恐怖片根源于人们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恐惧，是人们逃避现实、纾解恐惧感的最佳途径。这也是这一时期恐怖片掀起新一轮创作热潮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