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分析

西方文化中关于末日预言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圣经》。《圣经·启示录》预绘出末日来临的境况，预示了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将要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其终局是“最后审判”，“一个众神和全部世界的最后命运”，预示着末日的来临。此外，西方社会普遍认同“文明循环论”，其要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有其周期性，文明作为一个有机体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我们的地球曾经有过高度文明的出现，后来随着不可知的灾难而毁灭了，现在的文明是重新发展起来的，它也会随着灾难的发生而再次毁灭。从这个方面来看，灾难、毁灭、末日三者有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植根于此的末日情结在西方文艺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好莱坞很多灾难片都以对末日景象的仿真描绘敲打着观众对未知末日无名惊恐的软肋，而各种引发末日的想象也层出不穷，人们怀着对末日的恐惧与惶惑窥探着未来的种种可能，如《世界末日》表现陨石雨袭击地球的可能；《独立日》《世界大战》表现外星人入侵使地球文明面临终结；《急冻末日》表现极端气候灾害给地球带来灭顶之灾；《2012》^[9]展现生态系统瞬间崩溃的末世景象；《我是传奇》表现无法治愈的病毒致使人类生存遭遇毁灭性挑战……除此之外，西方“罪感文化”传统对西方文明价值理念影响深远。源于《圣经·创世纪》的“原罪说”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而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获得“救赎”。因此，好莱坞灾难片往往有一种悲剧意识的崇高感，超越了家国情怀、儿女情长，而上升到生态、末世以及超越肉体生命的终极救赎等宗教哲学高度。

如果说西方的“末日情结”是一种悲剧意识的话，中国恰恰缺乏这种意识。而这一缺失同儒家中和美的审美理想有关，李泽厚因此提出了“乐感文化”的概念，认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提倡一种“乐感”的生命存在方式。其实质是以幻想的和谐为指归，追求对天地人和谐的法度与秩序和提倡安命乐天、守中居正的处世态度，使人生的一切遭际和差别都被同化在中和的大美之中。^[10]正是在这种传统思想指导下，我国缺少西方那种大彻大痛、令人震惊的悲剧。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11]这种传统思想潜意识影响到我国灾难片的创作，以至于其通病之一就是灾难前人们的生活一派安宁祥和，而灾难瞬间摧毁了这一切，最终人类对灾难取得全胜。这种全胜式的剧情模式缺乏直面灾难的惨烈可怖的灾难意识，消解了灾难的恐怖与悲剧的力度，缺少将“个体外在生命的拯救与内在精神的自我救赎”这一灾难母题进行合理拓展。因此中国灾难片普遍缺乏一种对于人类命运的宏大观照和深刻思索。

灾难片创作能反映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中美两国灾难片各自特殊的叙事惯例和逻辑根本上就源于其背后潜藏着的不同特质的文化因素，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综上可见，中西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中西灾难片有好坏之分。与好莱坞灾难片相比，中国灾难片类型发展还不充分，在灾难意识、文化内涵和对现实社会思考上还不够深刻。但中国灾难片不必完全符合西方的审美要求，而是要在学习好莱坞灾难片的基本叙事规则和视听语言的基础上将精神力量蕴藏于饱满的人物形象之中，表达出健全的人性，并以灾难为意义载体反映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折射出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时代精神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批判和思考。灾难片作为最重要的电影类型之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社会影响力。灾难片的创制对于在产业化和类型化道路上高速前进的中国电影来说，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毋庸讳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前的创作环境都不利于灾难片的发展，灾难片还是中国电影发展的薄弱环节。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灾难片能通过对好莱坞灾难片的创造性提升和本土化转换而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类型之一。

【注释】

[1]Thomas W．Bohn，Richard L．Stromgren．Light and Shadows：A History of Motion Pictures（3 edition）．McGraw-Hill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Languages，1986．P19．

[2]许南明、富澜、崔君珩：《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3]尹鸿：《灾难与救助：主流电影文化的典型样本》，《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25页。(www.xing528.com)

[4]赵斌：《〈超强台风〉的观众修辞学》，《电影艺术》，2009年第1期，第33页。

[5]尹鸿：《灾难与救助：主流电影文化的典型样本》，《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24页。

[6]潘洪林：《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7]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页。

[8]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9]虽然《2012》对末日景象的描绘依托的是已经莫名其妙消失的种族玛雅人预测的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预言，但仍植根于西方宗教文化的末世情结。

[10]隗芾、吴毓华：《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0页。

[1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三大师谈〈红楼梦〉》，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