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片类型模式的承续与重构：深度解析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创作类型日趋多元化，谍战片作为其中异军突起并较有成绩的一个类型，带来了可观的社会反响，拥有广大忠诚的受众群和较高的市场价值，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而21世纪谍战片虽沿袭和继承了各种演变体的类型元素，但因为时代背景的变换、受众心理的变化以及谍战片类型自身的不断成熟，在创作风格和内容上进行了一些变革和创新，将21世纪的观众卷入一段段硝烟弥漫的历史，解密战争年代里无形的战线中复杂难辨的人性与信仰，最终促进了其自身类型模式的成熟。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隐蔽传达

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在中国社会逐渐地去中心化。而21世纪以来在经济化大潮冲击下，大众更是褪去了曾经的政治热情。因此21世纪谍战片的创作必须要考虑大众对于政治的态度转变，还要在观众的关注点和官方的审查要求之间搭起和解的桥梁。即21世纪谍战片若要获得成功，就既不能回避这一题材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要避免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简单复制和宣传工具，不能因为政治倾向正确陷入此类题材创作的模式化、套路化的道路，以致成为十七年反特片的简单仿制品。

而21世纪谍战片确实对其本身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它们所展示的并非枯燥无味的政治信仰或者意识形态的较量，取而代之的是覆盖在政治斗争下的智流涌动以及在黑暗残酷的现实中人物内心的策略。其中的敌我之间往往并不是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对峙，而是以政治为依托，把智力斗争推到最前面，将政治斗争化为智力斗争，以惊心动魄的场面置换干瘪枯燥的政治宣教。政治、战争和历史成为智力斗争的后台背景，只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局势下，谍战片中的手段和智谋才有出现和存在的可能性，智力斗争的得失为中华民族或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中的胜利或失败提供了合理化的注解。21世纪谍战片在艺术性、商业化和政治性之间采用政治智力化的叙事模式，借此突破此类题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局限，迎合了大众的欣赏趣味并获得高额的票房成绩，避免成为简单的政治传声筒。而对谍战片的文化消费使得反特片中原本就蕴含的意识形态更为有效。

（二）从“教育群众”到“娱乐观众”

传统反特片致力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传达与教育功能的达成，而21世纪谍战片则更加着力于娱乐功能的发挥上。尤其是21世纪谍战片的类型叙事拓展了电影暴力美学的表现可能，色情化的身体呈现满足了图像时代的大众的视觉快感，在革命的外衣下还原了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个人情感与欲望。

1.暴力美学的呈现

传统的剧情电影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吸引奇观社会里感官愈益愚钝的大众的眼球，影像暴力的升级成为消费主义电影的必然选择。暴力在影像的王国里已经成为了一种供人观赏的视觉（心理）游戏，成为观赏快感的主要来源。而潜藏在人类无意识中的暴力因子与谍战片中的暴力元素不谋而合。尤其是谍战片中的酷刑与传统的革命叙事电影中的酷刑相比，不仅是表现革命者在面临生死抉择和承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时的坚强意志、崇高信念和牺牲精神的重要修辞手段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策略，还满足了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喜好与崇尚，宣泄平复了人们内在的本能的暴力冲动。比如《风声》中的大量酷刑因其意识形态合理性而顺利通过审查进入大众视野就是最好的例证。《风声》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权的高官遇刺，当局确认司令部内部有内鬼，于是将身份可疑的5个人软禁在了城堡里，想要挖出内鬼。在古堡这个封闭性的空间环境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其中有太多的对酷刑的写实描写，如放任狗来啃噬肉体、钉床上的钉子刺入柔嫩肌肤、被打得皮开肉绽后再被扔入盐水池浸泡、电压击打、将针扎在痛感神经上、顾晓萌劈腿骑在有倒刺的麻绳上，被拽住四肢来回摩擦下体……这些绝非传统叙事中革命者所必须经受的考验，而更多的只是提供了一种“奇观”展示以给予不同层次观众视觉上的满足与欲望的投射。

2.色情化的身体呈现

在消费主义时代里，一切资源都纳入到消费的大军中去。身体也成为一种消费对象，是一种可以带来商业利润的商品，因此，在银幕上，身体在商业资本的操纵下成为了一种消费符号。影像恢复了身体的核心位置，解除了视觉禁忌，在影视传播过程中，消费者可以不受任何现实社会规范与禁忌的约束，自由地享受身体的视觉盛宴，满足自我的欲望投射和心理宣泄。谍战片中色情化的身体呈现也就成为观众欲望消费的载体。比如《风声》中，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各种施刑的细节化展示对女性身体进行着特殊“占有”。日本特务机关长武田在调查译电组组长李宁玉时，说到“听说，你是一个密码天才。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身体的所有部位，都是密码。”之后，他剥光了李宁玉的衣服抚摸其全身并用仪器丈量她的身体器官。这种通过性凌辱来摧毁对手意志的猎奇场景在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掩护下满足了观众的欲望投射。《色戒》中，爱国话剧社成员王佳芝为刺杀汪精卫伪政府的高官易先生而色诱易先生，最终却对易先生动了真情，而导致刺杀计划功亏一篑。美人计就是政治对女性身体的征用，王佳芝孤身深入敌人内部与敌人周旋的武器就是她的身体。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政治对身体的征用最终导致了身体对政治的反叛。在《色戒》中，李安设计了四个张爱玲原著小说中没有的表现窥视和被窥视的场面，即易先生在裁缝店看刚换好旗袍的王佳芝、他送王佳芝回家时在台阶下看着她走上台阶拿钥匙开门、两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之前易先生坐在椅子上看着王佳芝以及易先生在酒馆里看着唱歌的王佳芝。这些用中近景镜头甚至特写镜头这样充满色情暗示的镜语对女性身体的一次次物化展示，并用女性身体的局部替代女性，是男性恋物癖的典型体现。前三个场景对王佳芝的胸、手臂和大腿的突出强调，正是透过易先生的角度观看女性的身体部位。而有关身体的三大段落的床上戏表明这是“身体的较量”，因为身体是最真实、最深刻的人性的反映，从而直接把美人计的“身体谍战”呈现为视觉形象。在两人的性爱场面中，王佳芝在爱欲与政治意志之间的挣扎以及易先生内心深处的压抑、恐惧、孤独和扭曲、变态都得到阐释。电影中的性虐待场面让人震撼之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极端政治环境下人性最黑暗的一面。而李安在突出女性身体的同时也没有回避男性身体。其中的男性身体不再是战斗的身体和劳动的身体，而是充满情欲的男性身体。

21世纪谍战片惊险刺激的情节、迂回曲折的故事、环环相扣的悬念、高潮迭起的结构等是它们获得较高的商业回报的内在元素。其中女性、鲜血、裸体、暴力等同拥有强势权利的男性相联系时，自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浮现出关于性的幻想与满足，迎合了电影受众的窥视心理和猎奇心理。

（三）人物形象的重塑

人物形象是电影的视觉主题，人物行动推动电影故事情节的发展。由于十七年和21世纪的电影观念的变迁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这两个时期的间谍题材电影人物的塑造出现了极大的差异，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从“黑白分明”到“饱满人性”

十七年反特片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表现在将复杂的人物关系简单抽象化后剩下阶级对立关系，角色类型具有脸谱化的特征；而21世纪谍战片则将政治斗争作为背景，遵循人物情感发展的逻辑，着重于对人物内心隐秘的情感进行叙述，展现在黑暗的现实中挣扎的人性，表现在复杂的历史政治中人性的复杂多面，彰显在反特片中被遮蔽的个人化表达。

2.女间谍的改邪归正(www.xing528.com)

反特片对中国传统叙事艺术中的英雄美女形象进行了颠覆，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蛇蝎美女的形象纳入其中，成就了女特务这一类型人物形象。十七年反特片中狡猾妖艳的女特务是革命侦察英雄的政治阻力，她们迷人浪漫的女性特色成为英雄人物在道德上的欲望诱惑，女特务的形象反衬出正面人物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红颜祸水的形象代表。

21世纪谍战片为了迎合观众的观影需求和市场的需要，将反特片中被空置的或者遮蔽的、作为背景若隐若现的男女感情凸显放大到前景位置，爱情在影片中已经形成完整的叙事，是推动情节前进的重要叙事手段。电影中表现的为情所困、挣扎在情感漩涡中的女间谍的行为活动主要诱因是情感，而不是乱世中的国家或民族大义，电影表现由公共区域的家国大义转向了私人领域的情感纠纷，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她们的感情又与民族大义相互纠缠，在情与义的困扰中做出艰难的选择。如《色戒》中为情舍义的王佳芝。

21世纪谍战片中女特务的形象内涵发生了彻底变化——由邪恶向正义转换。创作者对女特务形象内涵重塑，置换为正面人物形象，甚至成为男性在政治信仰上的指引者和拯救者，跟男主人公演绎了一出乱世佳人的英雄美女故事。即使仍然是反面角色，电影也为她们褪去了妖魔化的表达，让她们成为有情有爱有血有肉的人。女间谍是自己行为的发出者而不是男性行为的从属者，是拯救自己或者世界的行动主体而不是期待被男性救赎的客体。比如《风声》中的女间谍老鬼为了抗日组织的幸免于难与老枪的死里逃生而舍生取义；《东风雨》中的郝碧柔为避免安明身份暴露拼死一撞，欢颜为保护安明不惜以身犯险。她们可以在感情中挣扎，可以在声色犬马的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可以为正义舍生赴死，她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女性角色。

3.政治对手由鬼变成人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对手从身份上可以分为国家的敌人和政党的敌人两类。国家的敌人是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他们是中国的入侵者；政党的敌人是就中国共产党而言的，他们是国家战乱的发起者，从十七年到21世纪，谍战题材作品中的政治敌人经历了身份的变化和形象的变迁。

十七年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对峙，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反特片的反面人物形象的政治身份基本都定位在国民党的成员，他们几乎都被塑造成气质猥琐、肥头油面、骄奢淫逸、道德败坏的形象，甚至成为了国民党政治形象的代码。反特片以简单化、脸谱化的影像书写方式对敌对人物进行塑造，采用这样的叙事手段，从道德和情感的角度对他们大加批判，人物形象却严重失真，截然分明二元对立的影像书写长时间地影响着电影创作者和观众对国民党形象的定位。21世纪以来，大陆与台湾交流频繁，政治关系改善，在政治对手的人物形象上，打破了反特片中道德上的恶和智力上的蠢的性格特征，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创伤，把他们作为一个个真实的“人”来进行创作。比如：《风声》《秋喜》《东风雨》具有共同的叙事模式，讲述的都是我方特工打入敌人内部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主要情节冲突则是围绕一方要获取重要情报，另一方则要破获地下情报网络展开，双方处在尖锐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中，最终正面人物（主要是中共特工）除掉与之对抗的反面人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表现了中共特工在谍海风云中体现出的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勇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应该说，这种“打入式”的叙事套路并不新鲜。十七年时期的《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和《地下尖兵》等影片中都采用了我方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的叙事方式。但《风声》《秋喜》和《东风雨》在延续这种叙事模式的同时，抛弃了十七年反特片中的政治第一乃至政治唯一的冷战思维，暗含了一条“国族叙事”的线索。如《东风雨》中，国民党军统特工虽然与中共特工仍有对立的行为，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与中共特工一起通力合作、一致对外，最终舍生取义，完成了对国人的承诺。即在电影中，国民党虽然仍是共产党的政治敌人，但国共联合的意义远比国共之间阶级对立的意义重大，电影为国民党做出了正面人物形象的定位，因为他们也是抗日战场中的一员，也可以英勇不屈。这一国族叙事可以看成是当前两岸关系逐步走向缓和，对话与交流日趋频繁的形势下，在银幕上重建民族认同、政治和解和国家统一的新努力。总之，《风声》《秋喜》《东风雨》等谍战片通过对传统“打入片”套路重新进行商业化包装，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在对信仰等主流价值观的表达中嵌入国族叙事的范式，在娱乐和精神层面均实现了与现代观众的对接，成功地在商业化语境下完成了谍战这一古老片种的现代性转换，建构起了新的类型范式。^[5]

同时，21世纪谍战片让日本人形象走出固化的堡垒。比如，串起《风声》整部电影的线性人物武田，他的形象突破了以往影像中脸谱化的日本人形象，他不再是一个虚张声势、蠢笨无比的侵略者，而是一个有谋略的政治对手。他步步为营智斗老鬼，对怀疑对象进行盘问、监视，让他们人人自危、互相攻击和栽赃检举，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他抓住李宁玉沉溺于感情的性格弱点，依据她的心理缺陷巧施酷刑，突破她的精神防线。他恩威并施、威胁利诱，让剿匪司令手染鲜血，成为自己有力的同盟者。

总之，21世纪中国谍战片是中国电影在商业化、产业化道路上的一次可贵尝试，是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累积了可贵的经验。

【注释】

[1]饶曙光：《中国类型电影：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323页。

[2]饶曙光：《中国类型电影：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3]羊儿、老鹿：《不朽的〈羊城暗哨〉：近访卢钰》，《电影艺术》，2002年第5期，第81页。

[4]王海洲主编：《中国电影：观念与轨迹》，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5]饶曙光：《中国类型电影：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