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至1976年的极端政治化阶段分析

“文革”时期，传统戏曲和历史剧退出了舞台和银幕，戏曲电影以“样板戏电影”的形式经历了十年极端时期。

样板戏是指1964年到1976年间出现在全国文艺舞台上的一批革命现代戏，其中以革命现代京剧为主，还有革命现代芭蕾舞剧和革命交响音乐剧等。样板戏是戏曲革命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并不能简单地被肯定或者否定，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道路，强调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利用传统旧剧表达革命内容的主张，掀起了解放区旧剧改革的热潮。旧剧改革在内容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新编历史剧；一类是改造和利用旧形式，创作有革命内容和充满生活气息的新戏。毛泽东的指示使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加入到旧剧改革当中，随之一大批新京剧诞生。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京剧运动兴起，以京剧作为艺术载体的现代戏是中国戏曲现代戏的主体。1963年下半年，在全国展开了一场京剧要不要演、能不能演、怎样演现代戏的大讨论，这一讨论使全国各地都热心编排演现代京剧。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如《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这些剧目都成为了以后京剧样板戏的模板。观摩之后，江青开始争夺现代剧运动的领导权。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在观看了《芦荡火种》之后，江青向北京京剧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最后打进去，且剧名改为《沙家浜》。江青也提到需要修改剧本，把郭建光提为一号人物。

“样板戏”一词发端于1965年江青接见《智取威虎山》主创人员时的谈话，她要求把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中涌现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作为自己主抓的样板，加以宣传、推广。1967年5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篇社论中首次出现“样板戏”一词，作为官方宣传的正式词语。当时，江青扶植的舞台艺术作品汇集北京，在六大剧场反复上演。同时，《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多有报道和评论，称其为“革命样板戏”，或者“八个革命样板戏”，并列出如下名单：“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红灯记》的故事背景是抗日战争期间，通过讲述一家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人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传递密电码的任务前仆后继的故事，表达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主题。《智取威虎山》是由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的部分情节改编，讲述的是1946年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取得胜利，但仍有众匪盘踞在威虎山，经常祸害、抢掠夹皮沟附近村庄的百姓，解放军小分队派杨子荣化装成土匪胡彪，进入威虎山送给了座山雕一张联络图，从而取得了他的信任。最后利用土匪举行“百鸡宴”的机会，与小分队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这帮土匪。该剧刻画了杨子荣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以及他的斗争自觉性和阶级觉悟。《沙家浜》讲述的是新四军的伤病员在阳澄湖养伤，日伪军却来到了沙家浜，伤病员们躲入芦苇荡中。敌人为了引出伤病员，强迫老百姓下湖捕鱼等，阿庆嫂和广大群众都机智地一一化解，最后新四军主力回师突击沙家浜，消灭了敌人。剧中塑造了新四军战士克服困难、坚持战斗的精神，也刻画了阿庆嫂的机智，歌颂了军民的鱼水关系。《海港》是唯一表现工业战线的故事。讲述的是青年工人韩小强不安心本职工作，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在工作中跌散了麦包，被坏分子利用将稻种混进小麦，企图制造事故。党支部书记方海珍发现了散包事故，带领大家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从而教育了小强，他揭发了坏分子钱守维的破坏行为。方海珍连夜带领大家查出了散包，维护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奇袭白虎团》发生的背景是抗美援朝时期，我国志愿军要粉碎敌军“白虎团”的“北进计划”，决定在金城发起反击。我军侦查排长严伟才带领了一个尖刀班实施插入敌军心脏的突袭任务。在我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努力下，捣毁了“白虎团”团部，为全线胜利开辟了道路。故事表现了志愿军指挥员严伟才的果敢和志愿军战士一往无前的精神以及歌颂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红色娘子军》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恶霸地主南霸天的奴仆吴琼花被洪长青搭救，加入红色娘子军后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www.xing528.com)

这些样板戏从1968年开始陆续被拍成了样板戏电影。1968年秋，《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成为了首批搬上大银幕的剧目。《智取威虎山》由江青亲自委派，北影厂成立以谢铁骊为导演，钱江、李文化为摄影的摄制组。与此同时，八一厂成立《红灯记》摄制组，由成荫担任导演，张冬凉为摄影。由于之前并没有样板戏的拍摄经验，所以，按照江青的意见，特命《智取威虎山》摄制组率先开机，探索“无产阶级新型电影”的道路。《智取威虎山》的剧本改编自舞台演出本，江青对电影提出了“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两条原则，剧组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69年4月，摄制组完成了剧本改编，期间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观摩样板戏演出、传统戏曲片以及国外名片等。开始，为了使得影片更具有电影的真实性，主创人员提出了进行实景拍摄的计划，并将取景地点定在了东北。在电影拍摄的最开始阶段，剧组为追求电影效果，使用了倒叙、叠印等电影技巧，打乱了舞台剧原有的戏剧结构，使用电影编剧的手法对剧本进行创作，以达到江青提出的“高于舞台”的要求。但是，当影片送审时，江青提出：“拍这样的电影，要注意使样板戏不走样”的要求。^[7]为了达到江青提出的要求，摄制组又重新回到舞台上去，将摄像机固定在舞台前，完全不做任何移动，只是拍摄整个京剧的原样。而这次获得的评价是“机械照搬”。在两次失败的经验下，1970年年初，《智取威虎山》剧组开始了第三次拍摄。通过前两次拍摄所总结出的教训，这一次的拍摄采用了将舞台的平面布景转变为立体布景的手法，大量的使用长镜头来保证“戏的整体效果”，这一创作方式终于获得了江青的认同。1970年8月，《智取威虎山》终于拍摄完成，在中央送审时，周恩来带头起立鼓掌，影片宣告通过了上映前的最后一关。1970年的国庆节，第一部彩色样板戏影片《智取威虎山》全国公映。同年，《红灯记》也全国公映。之后，各电影制片厂又分别完成了《沙家浜》（武兆堤，1971）、《海港》（谢铁骊、谢晋，1972）、《奇袭白虎团》（王炎、苏里，1972）、《龙江颂》（谢铁骊，1972）、《红色娘子军》（成荫，1972）、《杜鹃山》（谢铁骊，1974）、《平原作战》（崔嵬、陈怀皑，1974）、《磐石湾》（谢晋、梁廷铎，1976）、《红云岗》（李昂、李文虎，1976）等样板戏电影。

样板戏在“文革”期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很大，成为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的政治工具。样板戏电影是戏曲电影创作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把戏曲电影创作型态和政治话语下的艺术形式技巧推向了高峰，形成了文化专制与艺术精致于一体的现象。一方面，在创作样板戏电影时期，江青集结了一批优秀的老一代戏曲工作者，他们熟悉戏曲、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使剧作不失掉戏剧传统之美，又富有新意；另一方面，样板戏电影以“三突出”为原则，剧本、音乐、舞台、表演等都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目的。这种脱离实际、主观杜撰背离了生活规律，致使样板戏电影落入了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