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电影及其文化内涵分析

武侠电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具东方特色的故事片种，是中国民族电影中最具影响力、最能反映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类型片种，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进程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自1928年《火烧红莲寺》诞生起，中国武侠电影已走过了近90年的历史，风雨岁月带给它潮起潮落的命运，也铭刻着它成长的沧桑。在武侠电影中，“武”意味着享誉世界的“中国的武术功夫及其独有的打斗形式”；“侠”则是更具人文和伦理性的范畴，指“侠义精神”，即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在“武”者身上的一种映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武侠电影，不仅要用刺激、动感的武术打斗来吸引观众，还要张扬一种“侠”“义”的伦理道德，创造一种超脱于现实的武侠世界。武侠片中，暴力与人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暴力使用的道德伦理信条，所谓武德有高下、卑劣之分。通过仪式化的暴力对决在高潮中解决冲突，能够给观众带来集体性的情绪宣泄，符合类型电影的规律。

关于武术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里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可见彼时对首领的要求就是要能够用“武”带领大家抵御外部。而在《世本》中又提到“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根据徐杰舜的《汉民族发展史》，“习用于戈”“作五兵”正是持械武术的前身，而《述异记》中记载的蚩尤兄弟“以角抵人”则应该是指原始拳术，即徒手武术的前身。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序》中就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便有崇尚“武”文化的传统。并且“武”文学通过古籍记载和传颂，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沉淀，在民间将其作为一种美德来宣扬和继承。因此，“武”文化在中国民间拥有极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带有“武”元素的电影就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在中国的人体文化史上，有“武舞同源”一说，“武”和“舞”字被认为是可以通用的，因此，有史学家认为“自宋朝以后消失了的中国古典舞，某些动作审美的沉淀在武术中得到了保存”。由此可见，从技术层面来说，武术中的“击（击点）”与“舞（套路）”两个特点充满动作性，能够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力，也正好符合了电影“好看”的特性。

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侠”就已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格局中，扶持国家安危并解救百姓，受人敬仰。而后，纵观中国历史，前有《史记》《汉书》，后有唐诗百首以及乐府歌辞，不同朝代的文人墨客都对侠客有各色见解。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侠文化的发展可谓海纳百川，“侠义”受到了儒家性命学说、佛家禅宗思想、道家养生理论的影响。因此，在武侠世界里，一个完整的大侠形象是集“忠、孝、义、信”于一身，恩怨分明、替天行道的翩翩君子。有学者曾这样总结“侠文化”，“在中华文化传统的生成中，侠文化与精英文化、典籍文化并生和对立的民间文化和市民文化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体现市民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社会性格图像就是浸渍于自古至今市民文学中的侠客形象”。^[1]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对于侠客的描绘，多由剧作家、诗人、小说家来完成。他们将侠客赋予各种主观色彩，随着这种主观色彩的不断加强，侠的概念逐渐脱离了最初产生时候的历史具体性，慢慢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和道德内涵。侠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已根深蒂固，而侠客的形象在观众眼里，既拥有高超的武艺，也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无私、讲义气、见义勇为、敢作敢当。侠义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承载和延续着中国的历史，同时又以巨大的历史惯性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www.xing528.com)

在这种文化传承以及说书、杂耍的熏染下，武侠精神早已贯穿中华文明，并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之后，从清朝发端，武侠小说正式确立并发展，近代武侠小说更是到达创作巅峰，原因就在于即使在辛亥革命推翻当时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还是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心理上亟待一个可以拯救自身脱离苦难的“侠士”，而武侠小说就具备这样的心理治疗作用，所以武侠小说就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繁荣发展起来。也正是由于武侠小说对当时中国人民的影响，电影工作者们立即认识到武侠文化背后的商业契机，将武侠文化引入电影创作之中。武侠电影的出现，使侠文化找到了全新的载体，从文字延伸到光影上，侠客形象从此在观众心里有了明确的、形象化的体现，从而使观众通过观影找到了心里的寄托对象。武侠电影使侠义精神在现代语境中发扬光大并且赋予中国的侠文化以真正内涵。武侠电影所承载的侠文化，也包含了国人特殊的复杂文化心理。人们借助侠客形象来推卸个体为命运抗争的责任，自觉将自己置于弱者、被奴役与被拯救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