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产类型电影本土化：融入国族特色

中国电影在类型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立足于本土来发掘民族特色，电影工作者需要运用具有民族审视的眼光，通过并利用民族特有的电影表意符号体现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与时俱进，不同程度地将电影的题材和内容对准当下人群，展示他们的思想文化、行为习惯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过程以及在中国土壤下历史的变迁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

一方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墨、阴阳等多种思想都可以融入本土类型电影的创作中，以形成中国独有的类型片风格。中国的类型电影拥有自身的原创力，中国的本土类型片如武侠片、戏曲片等中的特定符号呈现出本民族独特的传统精神内核与文化特征。如神（妖）怪片《画皮Ⅱ》围绕着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中的“心相”与“皮相”做文章，参照的核心价值是“三惑五劫”，即命惑、情惑和心惑，色劫、心劫、情劫、生劫和死劫，讲述着中国传统的神怪故事。

另一方面，移植自好莱坞的类型模式需要进行本土化转换，以符合中国观众的类型期待和审美情趣。虽然国产电影的生存土壤和认知模式跟好莱坞类型电影相比，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之处，这不单是国情不同，更是两国电影人理念、电影工业的生产机制以及营销、发行策略的不同所造成的。两国的电影观众在生活的观念、文化背景、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上也有着相当的不同。但是类型电影生产都以获取观众的心理认同和审美需要，使电影的内容跟观众达到良好的互动和情感共鸣为最终目的。因此，国产电影在类型化的探索和发展中，可以积极借鉴好莱坞电影类型化的成功经验，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抄和模仿，而是应该在学习好莱坞类型片的叙事技巧和模式的基础上，深入发掘中国本土元素，并将其运用到类型叙事中。如《人在囧途》翻拍自好莱坞公路喜剧片《飞机、火车和汽车》，但这部影片在“旧瓶装新酒”时较好地融入了中国国情与本土特色，演绎的是中国春运途中两个分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的碰撞，将春运、民工讨薪、婚外情第三者等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热点话题融为一体，符合公路片叙事模式的同时代入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关注和调侃。

可以说，近年来以《人在囧途》为代表的中国公路片创作是对传统好莱坞类型片的本土化转化和创造性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公路片在题材选择上摒弃了好莱坞常用的孤胆英雄、亡命仇杀等元素，也摒弃了一般国产电影常见的皇朝秘史、神怪武侠、都市言情等脱离生活的元素，更关注社会民生，关注时事热点，从中国社会平民百姓的生活中选取材料。有的甚至直接从真实新闻事件出发。如《马背上的法庭》取材自云南省一个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基层巡回法庭法官魏余发和书记员马永志的真实事迹；《香巴拉信使》根据200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马班邮路乡村邮递员王顺友真实事迹改编；《落叶归根》取材于2005年初震惊一时的湖南老汉李绍为将同乡尸体背回故乡的“千里背尸”新闻事件；《人山人海》也选取了一个引起巨大轰动的新闻：贵州六盘水猴儿关乡五兄弟在六弟惨遭抢劫杀害后，历时一年零四十八天，骑着摩托车追遍大半个中国，终将亡命凶手擒拿归案。(www.xing528.com)

中国公路片所采取的温情创作模式，与好莱坞公路电影大多以犯罪片为外壳的做法大相径庭，可以说走出了中国公路电影的新模式，也反映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所提倡和追求的“仁爱”观念，成为了中国公路电影所颂扬和宣传的主题。如《红色康拜因》中以收割机替代汽车，父子之间的情感羁绊与矛盾冲突在金黄的麦田中不断碰撞，儒家传统文化理念中的亲情伦理在公路这一载体中得到了充分诠释。《马背上的法庭》中，老冯运用那些看上去不合法却又合情合理的办法去解决村民的纠纷，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人伦常理。《转山》中，主人公张书豪从代表现代社会的台湾一路到保留原始自然风貌和习俗的西藏。有着神圣信仰的西藏被人们视为人与神交流的最接近的地方。主人公在经历过孤独、生死、离别的考验，体会到西藏给人们带来的淳朴与神圣后，解开了心结获得了成长，获得心灵上的自由。^[11]

相反，有些国产类型片因过分注重营造好莱坞式的视觉奇观，而忽略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美学意蕴的民族风格，所以很难摆脱好莱坞大片的阴影，往往是“东施效颦”。因此，中国类型电影要吸取本土文化养料，充分重视中国元素的运用和民族风格的建构，促进类型本土化，发展中国特色类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