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类型电影发展分析：1949-1966年十七年时期电影产业概览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称为十七年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在清除好莱坞的同时借鉴苏联的模式，由政治主导电影制作，重视电影的意识形态宣教功能，不以追求票房和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这是区别于好莱坞商业化类型电影的地方。但与商业类型电影一样要争取最大范围内对作品的认同人数，以询唤出普通观众对于当时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的一种火热激情。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类型电影基本上按照“类型题材论”规划影片的生产，如工业题材、农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惊险反特题材、少数民族题材以及战争题材等。跟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片相比，只是具有一种模糊的类型片意识，或者说仅以“准类型”的形式存在。

十七年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起步阶段，亟须在文化领域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地位。而在电影领域，宣传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战争中的英雄形象、讴歌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主题则成为这一时期电影作品的主旋律。大量“革命正剧”应运而生。如《中华儿女》（凌子风、翟强，1949）、《吕梁英雄》（吕班、伊琳，1950）、《钢铁战士》（成荫，1950）、《翠岗红旗》（张骏祥、张骏群，1951）、《南征北战》（汤晓丹、成荫，1952）、《平原游击队》（武兆堤、苏里，1955）、《上甘岭》（沙蒙、林杉，1956）、《永不消逝的电波》（王萍，1958）、《青春之歌》（崔嵬、陈怀皑，1959）、《老兵新传》（沈浮，1959）、《战火中的青春》（王炎，1959）、《回民支队》（冯一夫、李俊，1959）、《林海雪原》（刘沛然，1960）、《红色娘子军》（谢晋，1961）、《红日》（汤晓丹，1963）、《燎原》（张骏祥、顾而已，1962）、《英雄儿女》（武兆堤，1964）等，它们基本确立了革命历史题材片的叙事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内有残余的潜伏的敌人，外有美蒋敌对势力，他们的破坏与颠覆活动，对新生的政权构成一定威胁。为适应这一意识形态斗争需要，各电影生产机构把摄制反映隐蔽战线上对敌斗争的影片列入生产计划，形成了当时反特和地下工作题材电影创作的兴盛。反特片及其亚类型“打入片”也发展成为此时期重要的且极为成熟的类型样式，并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为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进行历次改良。首开此类影片创作先河的是《无形的战线》《人民的巨掌》，继之而来的则有《斩断魔爪》《神秘的旅伴》《天罗地网》《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英雄虎胆》《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智取华山》《边寨烽火》《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跟踪追击》《铁道游击队》《51号兵站》《地下尖兵》《徐秋影案件》《冰山上来客》等一系列作品。反特片在思想内容上，以揭露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活动，教育人民提高警惕为主，政治斗争简化为找特务、抓特务或打入敌人内部，人物关系敌我分明；在风格样式上，则以前苏联惊险片作为重要参照系，故事情节紧张多变，较多利用悬念、夸张和渲染手法，快速剪辑，突出显示人物临危不惧、机智勇敢的性格。影片必胜的结局喻示整个对敌斗争的必胜和新生政权的必胜。它们不仅能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有效地宣传社会政治主题，还开始把娱乐性提升出来，非常适应普通观众的欣赏趣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和少数民族形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由此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而少数民族题材通过电影这一传播方式，高扬政治意识与民族主义，建立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整个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具有少数民族形象建构和国家形象建构的功能。此外，还以其民俗文化的奇观性而具有对非少数民族观众的娱乐性意义。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大多是反特片、喜剧片、爱情片、音乐歌舞片。如《边寨烽火》（林农，1957）、《芦笙恋歌》（于彦夫，1957）、《五朵金花》（王家乙，1959）、《刘三姐》（苏里，1960）、《达吉和她的父亲》（王家乙，1961）、《农奴》（李俊，1963）、《阿诗玛》（刘琼，1964）等取材于少数民族传说、传奇故事或表现少数民族的真实生活状况，主要反映少数民族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封建统治以及外来侵略的反抗，讴歌自由和爱情的美好。其中，《五朵金花》是十七年电影中海外发行拷贝量最高的作品。影片讲述的是白族青年阿鹏与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相遇时一见钟情，次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淘金花，经过一次次的误会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电影结合了1958年“大跃进”干劲冲天、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时代火热激情，同时又在让人轻松愉快的国庆节上映，所以片中的热情才能够如此的感染人心，获得好评。

人物传记片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类型。可大致分为两类，即革命英雄人物传记片和历史人物传记片。前者有《雷锋》《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大夫》等，这些革命英雄群像无疑是政治意识的集体隐喻。表现历史人物事迹或历史事件的有《李时珍》《聂耳》《林则徐》《甲午风云》等，这些历史人物传记片试图在政治主题表达和艺术表达上谋求平衡。当时的人物传记片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却是那个时代爆发的史诗电影热潮的一个部分，是创作者和观众共谋的结果。(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还是喜剧电影探索的活跃时期，以轻喜剧和讽刺喜剧居多，仍保有吸引观众的娱乐性。1957年，吕班导演筹建了喜剧电影公司——春天喜剧社。他拍摄的《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不拘小节的人》（1956）、《未完成的喜剧》（1957）等开拓了讽刺喜剧电影的题材、样式和风格，为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做出了突出且重要的贡献。鲁韧执导的《今天我休息》（1959）采用生活化的合理化巧合、偶然等喜剧因素制造笑料。此外，《游园惊梦》《乔老爷上轿》《李双双》《魔术师的奇遇》《女理发师》《锦上添花》《大李小李和老李》《球迷》《满意不满意》《哥俩好》《抓壮丁》《七十二家房客》（十七年电影中唯一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的故事片）等演员表演到位，无矫揉造作，幽默诙谐。

此外，戏曲片在这一阶段也走向繁盛，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红楼梦》《杨乃武与小白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野猪林》《群英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天仙配》《十五贯》《杨门女将》《铡美案》《花木兰》《花为媒》《刘巧儿》等；十七年时期体育题材电影则艺术地再现了运动员的风采，如《女蓝五号》《水上春秋》《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清除好莱坞运动的结果使恐怖片、灾难片、科幻片、侦探片、强盗片等类型电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武侠片、功夫片、社会片、爱情片等的出现也有些不合时宜。但电影艺术家们在种种政治条框的束缚下，通过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的意识形态氛围进行对话，构建了一种既能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又能为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类型体系。虽然有的电影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类型片，然而，对同一题材来说，无论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无论由谁来讲述，都有大体相同的模式或规律。这些同一题材电影也基本建立了一整套叙事语法规范，开始自觉或不自觉的构建起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及其意识形态叙事策略，从而使类型电影得到一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