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在早期就培育了比较成熟的民族电影类型。1905年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与我国民族戏曲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我国最早的类型电影——戏曲片，由此开始了中国电影类型化的征程。由于当时中国人对电影创作还一窍不通，从写剧本到实际拍摄镜头都还处于摸索阶段，而戏曲节目的故事很好地填补这一空缺，因此当时的中国电影大多都是将戏曲节目内容照搬过来的。1913年中国才正式拍出了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它以喜剧的方式叙述了互不相识的青年由父母和媒人包办婚姻的过程，并通过那些繁文缛节的夸张性描写，体现出创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意识。这时候中国电影才从简单地对戏曲舞台的纪录到以叙事手法艺术再现生活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真正类型化探索的开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尚处于自发的商业竞争状态，在市场调节以及欧美商业电影的影响下，中国电影业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类型化趋势。“滑稽短片、社会片、爱情片、伦理片、稗史片、武侠片和神怪片相继推出，虽然尚未形成美国西部片那样鲜明的文化意义，但就表现形式而言，有些已可称为类型雏形”。[1]
1920—1921年，故事片创作进入由短片转入长片的转型阶段，以《阎瑞生》（任彭年）、《海誓》（但杜宇）、《红粉骷髅》（管海峰）三部影片为代表。而这三部影片分别符合犯罪片、爱情片、侦探片三种类型模式，在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以及面向观众的叙事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阎瑞生》的结案伏法处斩，《红粉骷髅》和《海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迎合了观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满足了观赏快感。由此说明中国故事片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类型化的趋向。1920年前后，亚细亚影戏公司、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中国影戏制造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等几家中国早期电影制片机构还开始了中国喜剧类型电影的创作尝试。“按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提供的片目，在此期间，上述四家影片公司拍摄的滑稽短片近20部，大致包括：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偷烧鸭》（1909）、《活无常》（1913）、《五福临门》（1913）、《二百五白相城隍庙》（1913）、《一夜不安》（1913）、《店伙失票》（1913）、《脚踏车闯祸》（1913）、《打城隍》（1913）、《老少易妻》（1913）、《赌徒装死》（1913）、《贪官荣归》（1913）等11部；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死好赌》（1919）、《荒山得金》（1920）、《得头彩》（1921）、《呆婿祝寿》（1921）、《憨大捉贼》（1921）等5部；中国影戏制造公司的《饭桶》（1921）以及明星影片公司的《滑稽大王游华记》（1922）、《掷果缘》（1922）和《大闹怪剧场》（1922）等3部。从题材和喜剧灵感的来源角度看，这些滑稽短片或‘脱胎于没落期文明戏’，或为‘改良旧剧’，或为‘民间传说的翻译’，或直接出自原创‘时装’（清装）剧本，大多不避疯狂笑闹和噱头卖弄之嫌。”[2]1925年，邵醉翁兄弟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取材古典小说、古代戏曲和民间传说，拍摄了一批古装片，由此掀起了拍摄古装片的热潮，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几家影片公司如明星电影公司、联华电影公司、天一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上海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等都拍摄了大量的古装片。如《珍珠塔》（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孟姜女》（1926）、《美人计》（1927）、《盘丝洞》（1927）、《武松杀嫂》（1927）、《卖油郎独占花魁女》（1927）、《血溅鸳鸯楼》（1927）、《西厢记》（1927）等。1928年张石川、郑正秋创作的《火烧红莲寺》轰动一时，一连拍摄了18集，由此发展出武侠片这一带有明显东方色彩的类型片样式，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电影热。随后还出现了《火烧青龙寺》《火烧白花台》《火烧七星楼》等跟风之作。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的影片。
中国主流电影史著述对曾经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古装武侠片等类型电影评价不高，评判标准主要来源于对其浓重的商业趣味和粗制滥造的影片质量的抨击。但如果从百年中国电影史的整体发展看，古装片和武侠神怪片最盛行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日子。生逢乱世，或许更需借娱乐做暂时逃避。因此从民族类型电影创立的角度是应该肯定古装、武侠等类型片的价值的。事实证明，这两类影片有着长久的生命力，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世界文化认可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影片类型。古装片和武侠片是在强大的外来电影的市场压力下寻求商业性突围，而且获得了成功的类型。应该说，在外来电影绝对的强势下，在某种程度上，古装片和武侠片支撑起了当时的民族电影市场，而且为民族电影企业谋得了物质资金的基础以及难得的市场竞争和运作的经验。(www.xing528.com)
1937至1949年，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爆发，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民众已无暇光顾影院醉心于远离现实的武侠神怪作品。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下令查禁武侠神怪片。国仇家恨、社会矛盾使得20年代的商业片热潮无法再延续，初具规模的中国类型电影进程发展滞缓。但这一阶段依然可以见到类型电影的影子。首先，有声电影出现以后，好莱坞歌舞片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面对外来压力，中国电影人创作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歌唱片。1931年，张石川执导的“中国第一部全部对白歌唱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上映，标志着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歌唱片诞生。而“金嗓子”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1937）、《解语花》（1941）、《凤凰于飞》（1944）、《长相思》（1947）、《花外流莺》（1948）、《歌女之歌》（1948）等代表了这一阶段歌唱片的最高成就。其次，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左翼电影运动迅即兴起。左翼电影将抗日运动融入到电影创作中，扭转远离现实的武侠和神怪片，开始留心社会现实和国家局势，努力贴近现实人生，聚焦本土的平民生活，注重反映民众意愿和民生疾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哀民生之多艰”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本情怀，在唤醒民众、引导民众方面取得积极的效果。如抗日题材电影《共赴国难》（1932）、《小玩意》（1933）、《大路》（1934）、《壮志凌云》（1936）、《狼山喋血记》（1936）和《八百壮士》（1938），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生死同心》（1936）等。最后，由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1923）开始形成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电影类型——社会伦理片在这一时期掀起了创作热潮，产生了《姐妹花》（1933）、《渔光曲》（1934）、《桃李劫》（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等，形成了中国早期电影历史上一条十分清晰的社会伦理片发展轨迹。而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统区电影界曾掀起了一股拍摄谍战片（当时称为“间谍片”）的浪潮。1945年“中制”拍摄的《警魂歌》就是一部描写警察抓捕日本特务的影片。1947年“中电”三厂屠光启导演拍摄的《天字第一号》更是由于票房的巨大成功，引发了争拍抗战间谍片的热潮。1948年屠光启又拍了间谍片《神出鬼没》。在此期间，柳中浩、柳中亮兄弟创办的“国泰”和“大同”公司也拍了相当多的此类影片，如《粉红色炸弹》（徐欣夫导演）、《欲海潮》（杨小仲导演）、《玫瑰多刺》（岳枫导演）、《热血》（郑小秋导演）等。其他公司还出品了《第五号情报员》（大华公司，袁从美导演）、《谍海雄风》（中国联合公司，陈翼青导演）、《六二六间谍网》（新时代公司，陈翼青、杨小仲导演）以及香港良友公司的《间谍忠魂》（1947）、大中华公司的《七十六号女间谍》（1946）等。这些塑造国民党特务人员的影片，因其娱乐性与政治性符合国民党宣传上的特点而盛极一时。[3]此外，这一阶段还创作出了“王先生”系列喜剧（现在能够看到的仅有《王先生吃饭难》《王先生与二房东》）、《十字街头》（1937）、《假凤虚凰》（1947）、《乘龙快婿》（1947）、《太太万岁》（1948）、《三毛流浪记》（1949）、《乌鸦与麻雀》（1949）等喜剧片。在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语境中，在以法国和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喜剧类型电影的影响下，中国早期喜剧电影从民族喜剧影像的发生，经过笑闹滑稽传统的建立，到人文批判视域的拓展，走过了一条从幼稚到成熟，从半封建半殖民属性向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掘进的道路，并以其一以贯之的时事讥讽、悲剧情调和平民意识，形成中国早期喜剧片独特的民族风格。[4]
综上可见，中国早期类型电影从一开始机械的模仿好莱坞类型电影模式逐步过渡到探索类型电影本土化，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如戏曲片、古装片、社会伦理片、武侠神怪片、歌唱片等，并在题材、内容、叙事模式等方面渐成体系，形成了中国电影良好的类型片传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