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文化演进与发展特点分析

粤西文化的源头悠远漫长，粤西文化的发展曲折艰难。我们认为，先秦是粤西文化的萌芽时期，秦汉至隋唐是粤西文化的形成时期，此后，则是粤西文化的发展时期。这仅仅是我们对粤西文化的粗浅认识，这一认识的关键在于我们为什么把从秦汉到隋唐这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划为粤西文化的形成时期，并把粤西文化的形成定在唐代。

我们认为，较为稳定的行政区域的形成，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关键一环。唐朝首次在粤西地区形成较为稳定的行政统治区划，这就为粤西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秦始皇平岭南、设三郡开始，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触角开始伸向粤西地区，但直到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前，其统治区域均处于不稳定状态下：汉时，其地大部属交州刺史部，东北属荆州刺史部零陵郡，西北及北部属益州刺史部牂牁郡。三国时，大部属交州，小部属荆州、益州。两晋时，大部属广州，小部属交州、益州、荆州。南朝四代，政区变动频繁，直到隋朝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政区的区划才稳定下来。唐分全国为十道，两广之地均属岭南道。咸通三年（862年），析岭南道，分置岭南东道、岭南西道，粤西地区属岭南西道，道下设邕、桂、容三管，建州近六十。从此，今广西界域的基本轮廓大致确定，宋元因之。

当然，行政区域的确定，并不等同于文化区域的形成，但与文化区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的确立，虽然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但也是自然、社会、历史诸因素的反映，因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对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唐朝粤西行政区划大致形成确定的同时，粤西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大致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6]如为适应科举制度的发展，各地开始设立学校；如柳宗元于柳州修复文宣王庙，兴办学校，以经术文章驱变乔野朴陋之风；李昌夔于桂林独秀峰下读书岩前修建学宫，设东西庠以居胄子；岑溪、北流、容州、博白等地亦纷纷建学校，这对推广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开拓粤西文风，推进地方文化发展，无疑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唐时出现的“桂州三才子”：广西第一个状元临桂赵观文、唐代著名诗人临桂曹唐和阳朔曹邺，无不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专门记述粤西地区的著述产生，如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便是反映当时桂林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所有这些，都说明有唐一代的粤西文化，已展现出了它与以往不同的绚烂风采。而唐代粤西地区所爆发的前所未有的各族人民起义，如永徽二年（651年）的义州起义，龙朔三年（663年）的柳州起义，麟德二年（665年）的邕岩二州起义，武后长安三年（703年）的始安酋长欧阳倩起义，开元十四年（726年）的邕州梁大海起义，至德元年（756年）的西原州起义，大历二年（767年）的桂州起义，次年的临桂起义，再次年的桂州起义……而从至德元年（756年）开始的西原州少数民族起义，规模尤为巨大，历时70余年，蔓延18州境地。这些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各族人民起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通过战争形式的体现，也是粤西文化形成之初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抵抗。

经宋、元到清代，粤西文化进入其灿烂辉煌的发展时期。在强大的“改土归流”政策之下，严重阻碍先进文化传播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土司制度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其残余势力仍然长期存在，但最为悍烈、规模最大的土司已基本解决。政治统治上渐趋一体化，为粤西文化朝一体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前提。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进步和圩镇的繁荣体现出来。学校和书院遍及全区域各地，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渐多，且分别仕宦于云南、湖南、湖北、浙江、山东、广东、四川、直隶、安徽、陕西、江苏、江西各地，代表粤西文化的各族优秀人物，如陈宏谋、谢济世、陆生楠、张鹏展、石梦麟、刘定道、韦丰华、郑献甫、黎申产等，更如粤西大地上璀璨的明星。各类人才辈出，仅以桂林一地言之，出类拔萃，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各领风骚，卓有建树者，就有著名“临桂词派”的创始人王鹏运、况周颐，被称为“粤西诗人之冠”的朱依真，“岭西五家”中的龙启瑞、朱琦，唱和于杉湖的朱琦、汪运、商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宗瀛、赵法湘、黄锡祖、彭昱尧、龙启瑞虽非全为桂林人氏，却被冠以“杉湖十子”。其他如龙启瑞之于音韵学，况澄、况祥麟、龙志泽之于文字学，陈宏谋、周思宣之于经学，朱享衍、陈钟珂、雷鸣春之于史学，朱依真、陈兰森之于方志学，石涛、周位庚、李秉绶、李熙垣、罗氏三代（罗存理、罗辰、罗吉初）之于丹青……皆可称述，加之留存至今浩如烟海的文献著述，都是粤西文化中值得称赞并可引以为傲的丰富遗产。

粤西文化经历了其漫长艰难的发展历程，朝着成熟的方向逐步迈进，并逐渐形成其自身的特点，当代学人间或提及一二，但目前我们尚无法对此进行完整准确的概括和表述，因为这还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我们仅就初步的探索，谈谈对粤西文化发展演进过程中若干特点的认识。

其一，受容性。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度的，但参与交流双方的参与程度并不完全对等，其参与交流的程度与参与双方的质、量密切相关。如果在交流的锋面上，异质文化倚仗自身特点与能量形成势均力敌的局势，这种交流的完成就较为艰难，持续的时间也较长，但其结果也就较大，参与交流的双方都能获得较大的发展。反之，参与交流的双方间差距较大，这种交流就能较顺利地进行并能较快地完成，较弱小的一方主要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在交流中迅速地获得更多、更新的发展。粤西文化由于其自身发展较为迟缓，且处于相对封闭而又复杂的地理环境之中，使其本身缺乏足够的能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去冲破自然区域对它的束缚，主动地与域外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而当域外先进文化一旦进入粤西地区，便能很快地与粤西地区的原生文化在碰撞中完成消化、吸收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因素的过程。因此，粤西文化在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中，主要是受容的一方。这种受容性使几乎所有的外来先进文化在这里都能成功地与粤西原生文化相结合，并对粤西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而这种受容性又是与粤西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兼容性密不可分的。

当然，粤西文化的受容性也不是绝对的，在历史上，它也曾有过向外的拓展和输出。如明朝末年，为抗击倭寇的骚扰和入侵，在明政府的征调下，粤西少数民族首领佤氏夫人率土兵入福建抗倭，又如近现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新旧桂系军阀势力的扩张，使粤西文化得以向域外拓展和输出，这不但对域外文化产生了影响，而且使粤西文化本身也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尽管如此，从粤西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看，在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中，还是以受容性为主。

其二，不平衡性。

不平衡性是粤西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显著特点，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

1.地理因素。

如前所述，不同的地理环境，即不同的地貌结构与气候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植被与物产，给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并以此影响甚至造就人们不同的生活风俗、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粤西地区地貌特征复杂，除前述山地、丘陵、平原、盆地、谷地外，还有台地、洼地等，而山地又有中山、低山、山丘之分，平原也有冲积平原、海积平原、溶蚀平原、岩溶残峰平原和侵蚀—溶蚀平原之别，根据不同的地质特征，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地貌还可做更细的划分。从气候上说，受海洋暖湿气流影响，粤西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但其地域辽阔，南北跨6个多纬度，东西跨8个经度，山胁纵横，地形复杂，气候差异也明显存在东西南北各不相同的区别。南北不同，表现在温度上，桂北地区夏热冬冷，四季分明，气候特征与湘南、赣南相似，属中亚热带；桂南地区夏长冬短，或全年无冬，气候特征与广东和福建南部相似，属南亚热带；沿海地区则终年暖热，具有边缘热带或热带季风气候。东西之别，表现在降水量上。桂东地区年降水量在1500～2000毫米，降水日数170～190天，雨季长达半年，年蒸发量与降水量的比值＜1.0，气候湿润；桂西地区年降水量多在1200～1500毫米之间，降水日数为130～170天，且多集中在5月—8月，雨季较短，在雨季来临之前，气温很高，年蒸发量与降水量的比值多在1.2～1.5，蒸发大于降水，气候比较干燥，因而常发生干旱。^[7]这样的地理环境，对粤西地区人们的生存方式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前代学者已多有公论。人是自然的产物，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童年时期，这种作用和影响更为巨大。但人不是自然的奴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逐渐增强，自然界对人类文明影响和作用渐次减弱，人类文明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粤西地区较之发达的中原先进地区而言，历史上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落后状态，自然环境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难想见的。粤西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能不与此密切相关。

2.经济生活的差异。

经济基础作为物质文明的体现，支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活水平，也决定着精神文化的性质。物质文明的繁荣程度与精神文化的兴衰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点在区域文化的发展中更为突出。没有强大的物质文明，就没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没有足够的物质文明的积累，就难以形成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区域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不平衡，也必然导致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没有不断繁荣的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也就难以在文化的交流、兼容中保持不断地创新、发展而长盛不衰。

由于粤西地区自然环境的南北不同和东西差异，使桂中、桂东、桂南等地的盆地、平原和谷地成为粤西地区的经济发达地区，这里土地平坦，水源充足，宜于农作，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得以较早的实现，较为统一的经济市场和生活区域也较易形成。而桂西南、西北尤其是桂西地区，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山多地少，难以大面积耕作，水利资源丰富也难以利用，交通阻隔，自然资源丰足却难以与外界交流。东西两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之大，一般都在几十年左右，有的地区甚至相差一个世纪。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区域，自然难以产生出同一层次发展水平的区域文化。

3.政治生活的特殊性。

政治生活是区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强化剂，它主要体现在统治者的统治政策上。秦时，粤西地区开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而辖于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当时在岭南虽然设有三郡，但它与中原地区的郡县制度实难相提并论。三郡的设立，只能说明秦朝的统治势力到达了岭南地区，并不说明秦已实现了对岭南的完全控制。粤西地区郡下之县寥寥无几，难比中原，广大的地区仍保有原来的生存环境而未受到中央政权的干预。秦末汉初，赵佗顺利地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便是一证。由于粤西之地远离中原，其间横亘五岭，又为“瘴疠之区”，因此中原历朝对此地皆以羁縻政策治之。早在赵佗南越国割据岭南时，就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除遵从当地越人风俗，鼓励越汉通婚外，还让当地越人首领参与政治，对越人势力强盛的地方，则封其首领为王，使其主民如故。这可视为后世羁縻政策之滥觞。汉武帝平南越后，其统治政策基本继承了南越国“以其故俗治”的思想，^[8]对粤西地区采取以抚慰为主的统治方式。汉末，在总结前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经验后，尚书令虞诩指出：“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9]这就为唐宋时期羁縻政策的实行奠定了思想基础。魏晋时期，粤西地区郡县设置渐多，至南朝萧梁，境内已设有9州28郡，陈时，郡数已达35之多。经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动荡之后，隋唐时期，全国统一，政局趋于安定，中央集权的加强，使统治者有更多的精力来经营边域地区。隋时，粤西全境计有5郡50余县，唐时邕、容、桂三管之下的州县更多。但这些治以中原之术的州县，大多集中于桂东、桂北、桂南地区，而对少数民族聚居的桂西、桂西北、桂西南等地的统治，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羁縻政策正式出台。当时，在三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各设羁縻州县，如桂管之归思、思顺、温泉、述昆，邕管之归顺、思同、思明、思诚、归乐诸羁縻州，州下设洞，洞即原少数民族部落的联合组织。在州县洞等各级政权组织中，皆授当地豪酋以官爵，使子孙世袭，管理本地军政事务。经济上赋税减半，或以进贡形式临时征收，户口不入国家簿籍。宋时，在唐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又实行土司制度。在土司制度下，表面上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有所加强，实际上，土司对本地区的统治权力进一步扩大，除官职世袭外，还可自辟僚属，豢养兵丁，甚至联合起来，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尽管历代“改土归流”都在进行，尽管清朝雍正年以后“改土归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直到民国年间，粤西地区的土司制度才寿终正寝。政治生活中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统治政策，使粤西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得到了强化。(www.xing528.com)

4.人口素质的制约。

人是文化的主体，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创造、发展、传播和承袭者，离开了人，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其中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主要方面，也是人口素质的本质体现。在过去，较多的是通过风俗习尚体现出来。

由于社会和历史原因，诸如艰难的生存环境、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教育的落后等，使得粤西地区各民族的人口素质，即使是居住在粤西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的人口素质，与中原汉民族人口的素质相比较，均有着较大的差异。而粤西东西两大地区之间的人口素质也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清代谢启昆修《广西通志》，于《舆地略·风俗》中云：“广西为南方边徼，秦汉始置郡县，历代号为瘴乡，元明以来，腹地数郡，四方寓居者多，风气无异中土，然尤民四蛮六，习俗各殊，他郡则民居什一而已。”“腹地数郡”，若宋时的静江府已是“俗比华风”，平乐之昭州“风声习气，布衣韦带之士，肩摩袂属，视湘沅以南犹伯仲，决科入仕，每每不乏，朝廷尝兴学校，而中上舍者三人，贡辟者二人，雍者二人”；入清，桂林府“见闻盛于他郡，士尚经术，虽家贫未尝废学，人物蔚然可观”，“山拔水清，士多秀美，知经术，登科致仕，代不乏人。气候与江浙类，衣冠与中州同”。但边地他郡，若清时的镇安府，仍是“人多冥顽，不解诵读”，“性资梗执，情义乖疏……地生岚瘴，民多疾病。人无定居，务农为业，开山耕种，三年一换”。思恩府之迁江，“俍、瑶、壮杂处……不种杂粮，家无二牛，廪无余粮，半年足衣食，俭岁竟不可问”。其古零一地，“民朴性柔，知稼穑，不务商贾……跣足不履，长裙短衣，荒陋未除”。其田州“土瘠，多种芋粟为饔飧，寡储蓄……习尚顽梗，重财轻杀”。而泗城府之西隆，民“居择山巅，无床器物，风尤陋云”，“种稻山巅，贫无储积，每椎牛，饮生血，不食盐……”。其西林之人，“不读诗书，不通汉语，性情剽悍”^[10]，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的地方仍“记事计物，均以结绳、数豆为据”^[11]。其间差别如此巨大，且这种差别一直延续至今。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材料统计，1982年广西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地区分布，呈现为少数民族聚居的桂西、桂西北地区比经济、教育比较发达的桂南、桂东南地区要高的趋势。如百色、河池两地区的文盲半文盲率分别为40.18%和36.67%，而玉林、钦州两地区则分别为18.69%和23.34%，最高的百色地区比最低的玉林地区要高出1.5倍，全区文盲半文盲率最高的隆林各族自治县竟达64.56%，其余8个超过50%的县份，即三江侗族自治县、天峨县、凌云县、那坡县、西林县、田林县、巴马瑶族自治县、乐业县，全都在桂西、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12]若按民族区分统计，其文盲半文盲率则是瑶族38.79%，仡佬族41.98%，侗族42.14%，彝族56.16%，苗族58.50%。^[13]人口素质的低下，又反作用于教育，造成其间的恶性循环。据同年材料统计，河池、百色两地区小学入学巩固率仅分别为42.9%和40.7%，文盲半文盲率最高的隆林各族自治县则低至16.4%。^[14]这种民族、地区间人口素质的巨大反差，不但由来已久，延续至今，而且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这是不言而喻的。人口素质极不平衡的状况，便直接、严重地影响到粤西文化的均衡发展。

5.语言的隔阂。

语言是民族特征中一个极重要的特征。“一般说来，共同的居住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是形成民族的必要前提，但只有在具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的情况下才会形成民族的内聚力——民族感和民族的排他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愿望。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它和全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全面相关，最深刻地反映了该民族的特征。它是维系民族内部关系和人们区分不同民族时最明显的一个标志。”^[15]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任何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时代与社会（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社会）的烙印，因此，无论就广义或狭义的文化意义来说，语言都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语言一旦形成，便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工具。

交际，或称之为交流、交往，是文化创造、更新、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而在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交流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因此，一种规范语言中具有区域性变体的分化语言，即方言，往往是区域文化形成的重要促进因素。当然，语言圈并不等于文化圈，但同一区域语言中的人们，更便于进行各种直接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从而更加容易形成和建立起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文化层次上的联系，一旦其他条件成熟，便会逐步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范围，可见语言在区域文化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体现。不同的语言在反映同一客观事物时具有不同的特点，尽管语言并不决定思维，但它作为思维的工具和体现，通过在客观事物与思维活动中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影响人们的思维活动。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心理必然在语言中打上独特的印记，又通过语言反映出来。共同的语言，就能通过共同的概念、词义、语境迅速唤起人们对过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验，沟通彼此间的思想感情，使操共同语言的人们在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上更易于趋向一致，从而更易于在区域语言范围内形成较为统一协调的文化氛围。

而在生活于粤西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中，其语言却呈现出一种“五彩斑斓”的状况，且不论历史上各种复杂的划分和称呼，就现今科学界定划分后的标准而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汉族所操语言就分有官话（包括桂林官话和柳州官话）、粤语（俗称“白话”）、客家语（当地称“捱话”）、平话等系统。瑶语也分三种：“勉”话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话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拉加”话属壮侗语族侗语支。其余各族，壮语属壮台语族壮傣语支，苗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彝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侗、仡佬、毛南、水等族语则同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京族、仡佬族亦各有自己的语言。即使是在同一民族中，其语言的地区差异也呈现出千差万别，在各民族聚居的地区，甚至相互毗邻的村庄之间，其语言互不相通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如大新县便分有5个壮语方言区，^[16]宁明县除以壮语为主外，还有普通话、粤语、客家话、平话、灵山话等，而壮语除8个方言区外，还有仲话、哨话、万承话、段话、寨话、弄话、灶话、迁隆话、岽话之分。^[17]而据1984年那坡县新编县志初稿的记载，仅其县境壮语方言就有养洲、养大、养窝、养盖、农语、农府、农安、炸洲、熬语、肖语、结语、敏语、仲语、乳语、锐语、柏三、邕语17种，真可谓半里不同风。语言的隔阂，必然严重阻碍文化的交流和滞缓区域文化一体化的趋势。

其三，不成熟性与不稳定性。

粤西文化发展中的这一特点，是由前述两个特点所造成的，即粤西文化的受容性和不平衡性导致了粤西文化发展中的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这种特性具体表现在：

1.粤西文化在文化范畴的全方位意义上缺乏统一性。

如果我们用一个同心圆来描述文化的总体结构，其由外及里可划分为三个层次，顺序为：外层，物质文化层；中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层；里层，包括审美情趣、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民族性格、人格追求等内容在内的精神文化层。这一认识，是我们理解粤西文化不成熟性的基础。

李宗桂在其《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18]一文中，认为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体系的构成、文化模式的确立和大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判别文化成熟的四个基本要求和标志，这对我们颇有启发，以此衡量粤西文化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首先，在社会制度方面，社会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政治统一的完成、思想统一的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社会制度的建立，便从政治上确立了文化的主题，在客观上从思想方面对人们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起到规范与导向的作用，对处于文化深层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也起着重大的引领作用，同时，便于使不同区域、不同类别、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范围之内。而粤西地区长期实行的“汉夷分治”“以夷治夷”的统治政策，则难以满足区域文化成熟的这一需要。其次，在价值系统方面，文化的核心是由一整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构成的。价值系统的奠定，是文化类型确立的前提和内在依据，它对区域文化的形成起着巨大的整合作用和价值观方面的导向作用，它能通过社会制度特别是文化价值的整合作用，使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逐渐渗透、融合，趋于一体。而粤西地区东西不同、南北有别，在文化的发展与交融过程中，其价值观念渐趋合一的趋势并未发展到形成统一的价值系统的地步。最后，在文化模式的确立方面，文化模式的确立，是某一区域文化区别于另一区域文化的理论前提，是一种区域文化由离散到聚合、由波动到稳定、由感性体悟到理性自觉的集中表现。而考察粤西文化区域内其文化结构三个层次中不同层面和内容，皆难以构成一种协调一致的组合状态。

由于粤西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发展过程中各文化因素和更小区域中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质，使其难以形成统一、巩固的经济市场、政治生活、语言环境等必要的文化氛围，因而无论在其物质文化外在表现形式方面，还是在其表现文化特质的深层结构方面，均难以显现出鲜明的统一性。

2.粤西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缺乏向外拓展与延伸的强大能力。

区域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开始其横向和空间的发展、扩张，这种发展、扩张的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移转的，其发展、扩张的方向、势头和拓展、延伸的能力、范围，是由区域文化的内在因素、能量和自身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区域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是多向、多元的，在文化的交流中，渗透、抵抗、认识、消化、吸收和发展，是参与交流的双方彼此认同的过程。如参与交流的双方在能量和强度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时，这种交流是对等的，它使交流的双方即两种区域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都得到创新、发展和提高。如参与交流的双方彼此间过于悬殊，弱小的一方就只能处于受容的地位，向外拓展和延伸的可能性就大大地降低了。

在粤西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来自中原文化、楚文化或是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因素的影响，都为粤西文化的发展、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但粤西文化除了前述三次借助于战争向外界的拓展外，我们很少看到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文化整体，以其力量影响周边其他文化区域并为之增添活力。即使是在具备对等交流的条件下，粤西文化也缺乏向外拓展延伸的能力。例如在清代，广东作为一个严重缺粮的省份，90%的粮食仰仗广西供应，每年经梧州转运至广东的粮米达数百万担，而广西布匹市场上的大量货源则来源于广东，同样由梧州输入，然后转运全广西各地，^[19]谷米与布匹两大商品在两地间的大规模交流，为两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由于两地间文化发展与文化质量上的差距，粤东文化借布匹的输入而深入粤西各地，而在同样一条交流渠道上，粮食的输出却未能成为粤西文化向外拓展和延伸的工具。

3.粤西文化具有较大的变易性和可塑性。

由于粤西文化发展中的受容性与不平衡性，一方面，粤西文化不断受到外来其他区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在与域外文化的接触、交融中，不断汲取新的因素，丰富和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在粤西文化自身内部，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各种文化因素也在不断地交流、碰撞、消化和吸收，以求得内部的均衡和统一。因此，粤西文化的发展进程始终处于一个变易性和可塑性较大的动态之中。所谓区域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区域文化的重构与整合过程，它是把区域文化中的某种变化机制或文化要素互相之间综合得彼此适应、协调、一致，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缺乏强大有力的、鲜明独特的区域文化主题，那么，这种重构与整合过程将是艰难、复杂、散漫而漫长的。

粤西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变易性与可塑性，显然使粤西文化难以具备与其他区域文化一样完整、独特和鲜明的品格，但它使粤西文化始终处于中华文化稳定、成熟和恢宏气势的影响之下，为粤西文化在中华文化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特别是为粤西文化的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