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文化定义及其研究深度解析

在粤西文化的研究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粤西文化是否能够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而独立存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我们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除了受到地理形势的分割左右外，还受到一定的经济生活内容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而政治方面的因素，对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又起到强化的作用。自然、历史、社会诸方面因素的融合便构成区域性文化的显著特征，因此，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在这一区域内长期形成的、大体稳定的、具有某种独特意义的文化传统，是我们识别是否可能构成特定地域的区域文化的两个极重要的因素。粤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中原文化的融入、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便熔铸了这方土地上人群的复杂性格与心态，形成了颇具神秘色彩的南疆混合型文化。

与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等区域文化一样，粤西文化同样有着悠远的源头和独具特色的个性，但又与上述各区域文化不同，粤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在学术思想上未能形成鲜明的特点和获得长足的发展，但粤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由此而造成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内容，给粤西文化打下深刻的烙印，对粤西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进造成深远的影响并具有重要的意义。

粤西地区地处祖国南疆，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较为特别。从我国地形全貌上看，它属于东南丘陵的一部分，就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上看，则有着自成一体、较为独立而颇具特色的地貌结构。在全区域境内，山地、丘陵占全区总面积的74.8%，^[2]构成周边高、中间低的盆地形势。在桂东北部边缘上，大桂山、萌渚岭、都庞岭、海洋山、越城岭、猫儿山等东北或东北—西南走向，构成南岭山地的西段，其中猫儿山主峰海拔2142米，为广西第一峰，也是南岭的最高点。桂东南至桂南边缘，有云开大山、大容山、天堂山、四明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四方岭、西大明山、公母山、大青山；桂西及桂西北边缘，则有六韶山、金钟山、岑王老山、青龙山、东风岭等；桂北边缘还有凤凰山、九万大山、摩天岭、大苗山、大南山、天平山等。这些山地海拔大都在1000米以上。中部地区虽有平原盆地，但亦被由东北—西南走向的架桥岭、大瑶山、莲花山经镇龙山与西北—东南走向的都阳山、大明山、白花山所形成的中部弧形山脉所分隔，宜于耕作的桂中盆地、右江盆地、南宁盆地、郁江平原、浔江平原、湘桂谷地、潇贺谷地、西江谷地、九洲江谷地和南流江谷地散在其间。

在这样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历来的交通孔道，主要是由上述谷地和一些水道构成，以与外界达成沟通。东北部主要有湘桂走廊，由今湖南的永州市南下，经全州、兴安抵达桂林，这是粤西地区与中原最早的交通孔道。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沟通了属长江水系的湘江和属珠江水系的漓江，使南北交通大为改观，湘桂走廊成为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经由这里，影响桂北、桂东北，并辐射粤西各地。恭城龙虎关道与贺县（今贺州市）萌渚道。恭城龙虎关位于都庞岭南麓，此道由湖南道县经江永进龙虎关抵达恭城、平乐等地。贺县萌渚道位于萌渚岭西麓，此道亦由永州市溯潇水、沱水而上，由江华西侧入富川县境，沿富川江、贺江经钟山、贺县下达梧州。这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南传的另外两条通道。东部主要有浔江梧州道。梧州是粤西地区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粤西全境河流除南流江、钦江外，全部在此汇合，然后东流入南海。经由此地，可溯桂江、漓江而上，借湘桂走廊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沟通。吴越文化西来，经此地分别沿浔江、柳江、红水河、右江、左江等水道，散布全地区，是粤西文化与外界交通的又一重要通道。南部主要有合浦海路。这是粤西文化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交往的通道。另外还有东兴陆路。此路沿海岸进入今越南。西北部主要有红水河道。此道可借水路使桂北、桂中、桂南地区与今云贵高原相沟通，从汉代起，便是粤西文化与巴蜀文化的重要交通孔道。在上述这种相对封闭的自然状态下，处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环境中的人们，要超越这种自然障碍是极其艰难的，这种十分有限的与外界交通的能力，严重地影响了古来粤西地区社会的发展和与外界的交往，制约着整个区域文化的演化进程。

不同的地域环境与气候差异，产生不同的植被与物产，不同的植被与物产又带来不同的饮食、服饰、生产、游艺等风俗，这些行为沿袭日久，共同传承为一定的规范，又反过来制约人们的行为，漫染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粤西地区的地貌结构虽然比较恶劣，但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有利。粤西地区背靠云贵高原，南临北部湾，北回归线贯穿其中，受海洋暖湿气流影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气温高，夏长冬短，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河流众多，水资源富足，夏湿冬干，雨热同季，无霜期长。植物可全年生长，生物资源丰富。这就为古人类的存活栖息、生长繁衍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和有利的条件。据考古发掘，在柳城县凤山镇社冲村楞寨山岩洞、大新县牛睡山黑洞、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步拉利山洞、巴马瑶族自治县弄莫洞等处，均有距今二三百万年的古猿化石发现。在全地区境内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新人化石，除著名的柳江县（今柳州市柳江区）柳江人、来宾县（今来宾市）麒麟山人、柳州市郊的白莲洞人外，在桂林市的宝积山和穿山、荔浦县的水岩洞、灵山县的马鞍山、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干淹洞、百色市的上宋村、田东县的新洲、崇左县（今崇左市）绿青山的矮洞等地，亦均有发现。至于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全区域内就有桂林独山的甑皮岩、南宁市的豹子头、上林县石南海山坡、那坡县感驮岩、横县西津、来宾县（今来宾市）巴拉岩、扶绥县那淋屯、钦州市独料、隆安县大潭、防城的亚普山及马兰山等900余处，^[3]遍布今广西全境。这时，已出现了原始农业，以圆底釜、三足鼎为代表的陶器已普遍使用，石器工具和武器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社会分工已开始出现，战争频繁。按社会发展演进的规律，这时的人们已经开始迈进了父系社会的门槛。^[4]

粤西文化有其悠长深远的源头，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文化的发展、传播，大致上是沿着渐进和跳跃两种方式进行，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亦是如此。区域文化的形成，首先是本区域内部自然、历史、社会诸方面因素的熔铸与融合，经过普遍的共识后完成。区域文化形成后，便具有向外传播、辐射和拓展的能力，同时也面临着域外文化的渗透、切入和冲击。在这一本土原生文化与城外文化的接触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互相对抗、竞争、淘汰，又互相修正、消化、吸收，通过互相间的经济交往、政治影响、风俗杂糅、宗教传布和道德认同，以完成新的地缘化过程，彼此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过程的进行，不同区域文化的多向、多元传播与融合，对外部而言，扩大了本区域文化的影响范围和辐射层面，与其他区域文化一道，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文化圈。对自身内部而言，丰富、更新了本土原生文化的内容，并在本文化区域的自然区划内，又形成若干个略有差异、稍具特色的小文化区域。这种新形成的更大范围的区域文化与原区域范围内又形成的更小范围的区域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范围的区域文化包容和涵盖小范围区域文化的内容与性质，而小范围的区域文化则具体地体现着大范围区域文化的本质与某些特点和层面。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

其一，粤西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www.xing528.com)

从地理位置上说，粤西地区远离中原文化圈，它虽属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区，但始终处于中原先进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之下，在它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作为中原文化的受容方，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先进文化的影响。从秦始皇平南越、开五岭，在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起，就将进步的统治方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到了粤西地区，打乱了粤西地区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给粤西地区的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大大促进了它与中原文化等先进域外文化的交往。在以后历代的交往中，由于中原文化的强大力量，使得粤西地区成为中原边域地区中接受中原文化最多、社会形态改变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政治上，它实行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度与羁縻制度相结合的统治方式，经济上极力推行封建的赋税制度，在思想教育上，接受中原儒家正统思想的指导和教育，开科举士，只是由于地域的阻隔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对中原文化的接受，在具体的某些地区表现出不一致性。

粤西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表现在它与中华文化中其他区域文化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及岭南地区东部先进地区的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过粤西地区文化的发展，为之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粤西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的结合、发展，共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

其二，粤西文化是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或可称之为岭南文化的亚文化。

在地理上，今两广地区同被“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分割在中原南面，历史上称之为岭南、岭表、岭外。在唐以前，两汉的交州刺史部、三国孙吴时的交州、两晋及宋齐的广州及唐初岭南道的划分，都是根据这一特定的地理形势而确定的。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实行的统治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在唐以前，岭南地区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进程大致相似。因而，从文化发展的源头上看，粤西文化与岭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粤西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在岭南文化这一大的区域文化传统中渐趋独立并从岭南文化中分化出来，从东晋南迁后便逐渐开始。东晋南迁，为了安置大量南迁的各族人民和中原士族，在江南设置了大量的侨州、侨县、侨郡，一些南迁士人则抵达岭南东部，如嘉靖《广东通志》所引《交广记》称：愍帝建兴三年（315年），“江扬二州……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这些南迁民众与士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经验以及其他先进的文化因素，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加之沿海海上交通的活跃、海外贸易的繁荣等有利条件，使得岭南东部的文化发展势头不可遏制地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岭南中部将岭南东、西两部分割开来的萌渚岭、大桂山、云开大山、云雾山及桂南的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等，严重地阻碍了东部经济文化向西部的发展和延伸。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宋代的“靖康之难”，又形成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南移，江南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岭南东部的经济文化更进一步发展，与西部地区的距离逐渐加大。唐宋时岭南东、西路，岭南东、西道及元朝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广东等处行中书省的设置，便是这种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央政府对这种局面的承认。随后，两地社会的发展，大致沿着各自的道路发展下去。近代，广东成为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地，其文化名人之多，文化庸就之大，思想文化之精粹，绝不可与粤西文化同日而语，而且与中华文化中先进的区域文化如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4位著名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中，就有3位出自广东。其他如梁启超、黄遵宪之于史学、文学，苏曼殊之于文学，林则徐、梁延楠之于史学，以及广东的教育、科技、音乐、美术、报刊、创造发明、移风易俗，或首开风气，或独树一帜，至于华侨经济的发达，对海外文化的汲取和对中原内地文化的辐射，更是全国首屈一指，^[5]相比之下，同出一源的粤西文化显然落后了。

其三，粤西文化是粤西地区内诸文化因素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粤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

不可否认，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粤西地区森林覆盖、溪流纵横的崇山峻岭之间，成了各少数民族理想的生活之所，现今聚居在粤西地区的11个少数民族共同熔铸和创造的民族文化，在整个粤西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整个粤西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中，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互相融合以及在这种民族融合之上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是粤西地区开发与建设的主要力量，没有这种广泛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融合的发展，粤西地区的开发与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包括汉族在内的粤西12个民族在这方土地上共同创造的文化传统，才是我们研究中粤西文化这一概念的总和。前代学者曾将粤西文化分为山地文化与平原文化加以研究，所谓山地文化，即指居住在山林地区由各少数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传统，而所谓平原文化，则指主要由汉族和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所创造发展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汉族文化，也无论是山地文化或是平原文化，它们都是粤西文化中更小范围的区域文化，是粤西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总和便是我们研究的完整的对象。

所谓粤西文化，即是在粤西这方土地上的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创造的、具有粤西特点的区域文化。它包括粤西人民的生活习惯、民俗活动、社会组织和物质文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包括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民族性格、人格追求等在内的社会心理和得以流传、延续的精神财富。粤西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不断交流、兼容而逐渐发展和有所创造。与其他区域文化一样，粤西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