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本土作家的产生始于唐代,唐代而下,宋元明各代均有不少作家产生,但关于广西文学的研究,从现存资料来看,是从清代开始的。
清代以前,尽管广西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了曹邺、曹唐、翁宏、契嵩、蒋冕、张鸣凤、王贵德等比较知名的作家,但人们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非常淡薄。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人们还普遍没有意识到广西文学可以作为独立的域性文学而存在或发展,更没有意识到它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并对其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总结。随着广西文学创作的发展,乡邦文学研究意识也开始加强。
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觉醒最早不始于广西人,而是始于旅桂的外来学者。康熙时期的汪森已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与广西文学创作有关的资料,于是便有了《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即世人常说的“粤西三载”或“粤西通载”。但“粤西三载”只是搜集与广西有关的诗文及各种资料,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专门为广西本土的文学创作搜集资料的倾向。例如,《粤西诗载》收录作家832人,其中广西籍作家只有不到60人。[1]但是,汪森已充分意识到了广西乡邦文学文献的留存情况,因此,他感叹“出之本省者,不及十之二三”(《粤西通载发凡》)。这就说明汪森已经注意到了广西本土的文学创作。
广西人的乡邦文学研究真正大规模开始于嘉庆、道光、咸丰时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广西文学资料的整理。先是张鹏展《峤西诗钞》的问世。《峤西诗钞》全书收入自明至清广西250多位诗人的诗作2100多首,共21卷,已表现出鲜明的专门搜集整理广西诗歌资料的意图。从他为此书所作的序来看,是受了当时在京城为官的广西人卿敦甫、何弨甫、卓宽甫等的鼓励:“吾粤西素无辑本,何不采取汇纂,俾不尽湮没,亦敬梓之意也。”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部“存一省菁华于万一”的著作。从卿敦甫、何弨甫、卓宽甫等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这部著作的问世,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部隐性的广西诗歌史。梁章钜曾评论道:“粤西诗向无汇集,上林张南松通政(鹏展)始有《峤西诗钞》之刻,征采阅十载而成,创辟之功勤矣。”[2]随后,梁章钜的《三管英灵集》问世,这是一部广西诗歌史料的集大成之作。《三管英灵集》是梁章钜在张鹏展《峤西诗钞》的基础上,利用他任广西巡抚的机会,命令“各州县送本集、选集外,凡唐后之说部、丛书、石刻及郡邑志,详加搜辑”而成的一部大型广西诗歌总集。全书共57卷,收录自唐至清道光时期广西籍诗人565人的诗作3578首。[3]作为广西诗歌史料的集大成之作,《三管英灵集》虽然未做广西诗歌史的理论研究与梳理,但其收录诗人的排列、所收作品的多少以及所选作品本身等,实际上均间接地表现了梁章钜的广西诗歌史观。从这个意义来说,《三管英灵集》可以说是广西学术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隐性广西诗歌史著作。《三管英灵集》之后,又有施彰文的《重刻挹苏楼同人诗钞》等。这些专门的广西乡邦文献的编撰,说明了人们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觉醒。它们既是广西诗歌史料,为广西诗歌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明显地表达了编撰者对广西乡邦文献的重视。
2.对广西文学现状的描述。龙启瑞曾说:
往余同里交游能诗者,有商麓原书濬、曾芷堂克敬、龚茂田一贞、关梅生修四人,皆才而早世。平南彭子穆昱尧差后出,余时已举乡试,至京师,子穆亦以举人试礼部。子穆曩从学,使国子监司业池公受业,学益开敏宏达。又从受古文法于乡先生吕月沧璜。至京介王少鹤锡振得交梅先生伯言(曾亮)。梅先生古文为当代宗匠,子穆与少鹤暨朱伯韩琦、唐仲实启华及不肖,每有所作,辄相就正,得先生一言以为定。而苏虚谷汝谦,故茂田客密友,在京闭门却扫,与君谈诗,学尤精邃。诸君自司业池公、梅先生外,皆吾粤人也。方是时,海宇承平既久,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逮子穆与伯韩、少鹤、仲实先后集京师,凡诸公文酒之宴,吾党数子者必与。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尝曰:‘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4]
这段话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龙启瑞强烈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一方面,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为当时“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的广西乡邦文学的崛起不胜骄傲和自豪。朱琦《小寄斋诗序》云:“陈君心芗,吾粤之能诗者也……为予言:吾粤之诗,自岑溪李少鹤大令为之倡,子才、松圃两先生及吾家伯祖小岑从而和之,于是粤之诗特盛,其所成就弟子尤众。”[5]“吾粤之诗”四字标示出朱琦强烈的乡邦文学研究意识。在他的这段话中,既有对历史的回顾,更有对现实“粤之诗特盛”的感叹。
3.对广西文学发展史的理论梳理。清代以前,除了个别研究者对广西诗歌发展史上的个别诗人,如曹邺、曹唐等人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研究外,对广西文学整体的发展,则很少有人加以关注。这种情况,到了清代的道光时期才有了根本的改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廖鼎声,他可以说是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系统研究广西诗歌史的学者和诗人,其代表作是《拙学斋论诗绝句》。《拙学斋论诗绝句》共收诗198首,分别论述了自唐至清的200余位广西诗人。这198首诗,几乎网罗了廖鼎声所能搜集到的绝大部分广西历代著名诗人,开列出了一个比较详备的历代广西诗人名单,足以构成一部从唐至清的广西诗歌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廖鼎声具有强烈的广西诗史意识。他在《拙学斋论诗绝句·序》中说:
夫粤人固非无能诗,以僻在岭外,流传遂少。溯自道咸朝苍梧施香海茂才与东粤王国宾有合集之刻,而其县人李诒卿明经亦诗名以燕晋,若吾邑朱伯韩观察,古文词继上元梅郎中主盟京师,盖亦难与抗手也。同时全州蒋军甫、灌阳蒋霞舫两京兆,马平王定甫通政,吾邑龙翰臣方伯,皆诗不苟作,有名当代。予与桑梓诸公,或佩其人而知其诗,或谭艺相洽,义兼师友。”这段话实际有为广西诗坛鸣不平的意味。当同治七年(1868年)《拙学斋论诗绝句》最终完稿付梓刊印时,他又说:“予辑予《论诗绝句》诗……或疑予好为反唇之论,意若有私焉者。嗟呼,予岂敢以私见行乎其间哉!夫阐幽发微,予有其志而无其才与力者也。有其志而无其才与力,终不涉一党同之见,率举平居夙好数人,盛称其学业,遂以为吾粤即此数子者足见其余,外此无有焉。盖吾粤人绌于应援瞻顾,使前修黯而弗彰,予所深叹。若溺于私好,仅就耳目间师友莫逆之人,无论其业之可传不可传,亟相标榜,见既不广,论亦过拘,又予所深叹者也。予所论仅二百有余人,而自唐迄今,若谓可概吾粤,诚不能以自信,要殊于应援瞻顾与夫阿于所好者。”[6]
由这段话可以看到廖鼎声写作《拙学斋论诗绝句》的主要目的是鉴于广西(粤西)人向来“绌于应援瞻顾,使前修黯而弗彰”。所谓“绌于应援瞻顾”,指的是很少回顾历史,征引广西前辈诗人以自重,也就是宣传不力。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出现了“使前修黯而弗彰”的境地,大量颇有成就的广西诗人不为人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才“率举平居夙好数人,盛称其学业,遂以为吾粤即此数子者足见其余”,而不带任何一党之见、一己之私。可见,廖鼎声的内心深处是有为广西历代诗人“阐幽发微”的用意。作为广西诗人和理论家的廖鼎声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强烈的挖掘广西诗歌遗产、梳理广西诗歌史的意识,其观点和做法值得重视。(www.xing528.com)
与廖鼎声差不多同时,广西著名学者和诗人苏时学也用以诗论诗的方式对广西历史上的一些著名诗人进行了论述,主要作品有《论诗绝句》八首、《题施香海(彰文)挹苏楼诗集》、《题汪剑峰孝廉(运)诗卷》、《感旧诗》八首、《怀人诗》十六首、《读高渭南先生郢雪斋集敬题》八首、《读郢雪斋集再赋五古一篇》《暇日偶翻两粤前辈诗集有所得戏作论诗绝句十五首》等。这些诗,对历代广西籍的重要诗人做了较系统的论述点评。更加可贵的是,苏时学已有了广西诗歌发展的整体观。其《杂诗》二首其一写道:
西粤为歌诗,自昔称二曹。邺也刺洋州,居官励清操。唐也赋游仙,富贵轻鸿毛。伟哉彼二子,矫矫洵人豪。清气散宇宙,苦语余诗骚。苟非旷代才,未可轻訾嗷。北宋有嵩公,落笔尤清高。此外传者谁,灭没随风涛。吾生千古下,怀古心忉忉。
简略而准确地描述出明代以前广西诗歌发展的总体情况。虽然苏时学论述诗人的数量不如廖鼎声,但自有其独到之处。王维新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与人论诗》第一首中写道:
吾粤开先者,二曹驾方舟。尚莫追大雅,宋代徒啁啾。蒋公(冕)近继起,二谢(良琦、济世)鸣天球。风气稍欲开,作者何悠悠。桂朱小岑,见赏随随园俦。子乔自北至,童(毓灵)叶(时哲)延清幽。太平滕廉斋,梧郡邓方辀。黎(建三)袁(珏)起龚江,潘口(叔侄)黄(体正)出当浔州。未暇一一数,要皆作意求。[7]
在这首诗中,王维新粗线条地描述了广西历史上从唐至清有代表性的几位诗人,实际上就是简略的广西诗歌发展史。
广西乡邦文学研究大规模开始于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不是偶然的,它与这一时期广西乡邦文学创作的突飞猛进,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成就突出的创作队伍有密切的关系。广西乡邦文学发展到这一时期,在诗、文两种文体的创作上,进入全国的先进行列。[8]古文有以龙启瑞、朱琦、王拯、彭昱尧、吕璜为代表的“岭西五大家”。诗歌则有龙启瑞、朱琦、王拯、郑献甫等大家。钱仲联先生在《道咸诗坛点将录》一文中仿《水浒传》108将的旧例,列举了道光、咸丰时期108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其中就有比附为“天牢星病关索杨雄”的朱琦、比附为“天彗星拼命三郎石秀”的王拯、比附为“地暴星丧门神鲍旭”的郑献甫、比附为“地刑星菜园子张青”的龙启瑞、比附为“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的沈溎五位广西人。[9]在全国主要诗人的行列中,同时出现如此多高水平的广西诗人,这在广西的文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必定带来广西作家和学者的骄傲和自豪感,由此也唤醒了人们强烈的乡邦文学研究意识。
同治至宣统时期,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张凯嵩《杉湖十子诗钞》、侯绍瀛《桂岭五大家集》、周嵩年《桂海文澜》等珍贵资料均成于这一时期。作为广西高官的张凯嵩,他编辑《杉湖十子诗钞》不仅表现了他对广西乡邦文学的重视,而且还强化了人们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他在《杉湖十子诗钞·序》中曾说:
余宦粤久,知粤为悉,于粤士夫相知亦夥。尝叹粤中近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遘时多事,蹀躞风尘,戎马之间,鲜能从容谈议文事,顾从诸贤往往得其概焉。方乾嘉间,海内人文极盛之秋,最后袁、赵以诗鸣,一时风靡。子才初起自桂林,老复来游,时临川李松甫郎中,侨家于此,门第颇盛。子才来实主之。然松甫为诗,宗陶、韦,又时有桂林朱小岑、高密李少鹤两君子与松甫师友,风尚颇遒。粤人皆知朱、李诗法之高,于子才来初,不甚尚之也。朱、李既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余来虽已不及其盛,然犹得与朱伯韩侍御、龙翰臣学士游。两君故时健者松甫之客,零落久矣,然如陈君心芗,老犹健,在官学博。杨君柳塘,年更老于心芗,时亦尚存。而汪剑峰、曾芷潭、彭兰畹数君者,又各以其孤杰雄奡之才,兀律自起于粤诗人盛衰绝续之交。松甫之子小韦(宗瀛)能读父书,为诗乃不相袭,于伯韩、心芗、剑峰、兰畹,故皆往来倡和。至黄香甫、赵淡仙者,又小韦客之尤者也。余既为心芗刻其诗,得伯韩、翰臣两遗集诗欲刻之,又以柳塘从孙嘉甫客余幕,久而得柳塘之诗。剑峰诗极自秘,余亦曾延之幕为子弟教授,心餍其人,久而亦知其诗,先后钞存。所可慨者,诸君往矣,遗书经乱或存或亡,余之钞诸君诗,虽未必籍以传于世,然亦足使世之读者于兹先睹,可得其概……夫粤人诗岂尽于此,即此数子,亦不尽为粤人,然皆生长或老死于其间。如小韦、淡仙,侨家实粤产也。故题之曰《杉湖十子诗钞》……他日考粤西文献论诗者教者,必有取焉。
这段话详细描述了当时广西诗坛的创作及《杉湖十子诗钞》的编撰情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最后的两句话“他日考粤西文献论诗者教者,必有取焉”,明确地表达了张凯嵩保存一代粤西文学文献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张凯嵩是用实际行动为广西的乡邦文学研究做出了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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