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林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桂学研究”包括了桂学理论研究、桂学文献研究、桂学学术史研究、桂学与广西古代知识分子研究、多民族文化共存中的桂学精神研究以及桂学应用研究六个子课题。其中,桂学应用研究既是本项目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本项目的重点难点问题之一,还是本项目的创新处之一,甚至是本项目研究的终点。由此可见桂学应用研究在整个桂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与有漫长历史渊源的关学、洛学、蜀学、浙学、闽学等学术概念相比,桂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学术概念,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性质。桂学应用研究指的是将桂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应用于文化产业发展和广西总体文明水平的提升。桂学应用研究将在桂学文献研究、桂学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探讨广西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寻找广西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沟通的渠道,谋求历史文化资源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的途径和方式。
桂学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桂学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
桂学应用研究将在桂学与广西古代知识分子研究、多民族文化共存中的桂学精神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提炼广西多民族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精神,寻找、发现和凝练有利于当代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资源,在当今国际、国内民族问题比较突出的形势下,为改善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区域关系、民族关系提供有益的思路与解决办法。
在这个层面,通过对广西历史、广西文化和广西民族的研究,我们发现,广西有两个重要的精神资源:一是多元共生的和谐民族关系,二是爱国卫国的中华国家意识。
首先,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拥有多元共生的和谐民族关系。
虽然广西是壮族自治区,但并不等于壮族在广西一族独大。除壮族之外,广西还有10个世居少数民族,分别是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当然,少数民族之外,汉族仍然占了广西人的最大多数。广西12个世居民族中,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是以广西为主要聚居地的少数民族。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京族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海洋民族。由此可见,广西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且是一个民族特色鲜明、民族文化丰富多样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广西12个世居民族,千百年来在八桂大地上休养生息,唇齿相依,虽然有矛盾,但很少有冲突,更少有战争,上演了一场民族交流、民族融合、民族和谐的民族关系大戏。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或许是最大的政治问题。绝大多数战争,均以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为导火线。著名民族问题专家马戎先生指出:“在整个20世纪,除外敌入侵强行割地的威胁外,各国政治分裂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一些群体的‘民族独立运动’。”[1]
然而,广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民族关系的“世外桃源”。一方面,在广西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民族关系和睦、和谐,几乎可以作为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和睦和谐的典范;另一方面,由多民族构成的广西人,在广西之外的土地上,也极少出现具有民族性质的冲突和纠纷。广西多民族文化五彩缤纷,广西各民族关系一团和气,这种多元一体、共生共荣的民族关系,不仅为人称道,而且为人羡慕。在民族矛盾日趋复杂,民族冲突难以化解的当今世界,广西和睦和谐的民族关系确实值得人们研究,通过研究谋求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
其次,广西各民族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向心力和爱国卫国的中华国家意识。自秦始皇开凿灵渠统一岭南,广西纳入中国版图已经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里,广西虽然地处边陲,中央政府鞭长莫及,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分裂国家的现象。不仅如此,在国家面临外族入侵的时候,广西和广西人总是扮演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角色。
明代,当中国东南沿海不胜倭寇袭扰的时候,是广西壮族的瓦氏夫人,亲率广西六千俍兵驰骋千里奔赴抗倭第一线,以“誓不与贼俱生”的气概纵马冲锋陷阵,连歼敌兵,打破了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保国安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明末,满洲崛兴辽东,明朝关外形势空前严重。广西藤县进士袁崇焕单骑出关,力挽狂澜,先后夺取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和京师大捷,后被崇祯皇帝以通敌谋叛等罪名错杀,书写了一场千古奇案的爱国悲剧。袁崇焕因此成为后人尊崇的爱国志士。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评价:“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清朝,中国遭受列强欺凌。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直到八国联军战争,五次战争,其中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均以中国惨败为终局。唯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在冯子材、苏元春、刘永福等广西军人的率领下,有勇有谋,顽强抗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使中国军队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中法战争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唯一不败的反侵略战争。
民国,桂系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甚至兵戎相见。然而,一旦遇到外敌入侵,桂系总是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主动化干戈为玉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四五日,蒋介石自庐山拍电到桂林,声言中央决心抗战,约李宗仁、白崇禧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白二人接电后,立刻抛弃前嫌,复电蒋介石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广西誓当拥护到底。8月4日,白崇禧飞抵南京。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头条登出:“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早在1933年,李宗仁就发表《焦土抗战论》,焦土抗战后来成为抗战期间被广泛引用的最悲壮的口号。1938年,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上提出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成为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对抗战全盘策略影响至巨。1938年,李宗仁、白崇禧合作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扭转了抗战初期一路兵败的颓势,奠定了持久战最后胜利的根基。1949年,白崇禧指挥了中日战史上最惨烈的昆仑关战役,取得了中国抗日攻坚战首次胜利。
白崇禧曾经高度评价广西人的爱国精神,他说:“自抗战以来,敌骑所到省份,当地士绅间有为敌伪利用,组织伪组织,附和敌人者……惟敌侵略广西以来,当其占领南宁城时,民众除老弱由教堂、医院负责外,其他商人等皆逃避一空。邕钦、邕武两路沿途二三十华里内之民众相率走避,壮丁则纳入民团,有枪拿枪,无枪则提刀荷锄,或与军队一致破路,或袭扰敌人,皆不愿做顺民受敌利用,此为抗战中最特殊之省份,故敌视桂省民众为最可恶。”[2]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广西出兵100万,为出兵人数第二多的省份。当时广西仅1300万人口,以人均比例计算,广西出兵人均比例最高。
以上事实,无不证明广西人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多民族的和谐交融,多民族的凝聚向心,多民族的文化贡献,构成了桂学与岭南学、与湘学的差异,是桂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长期以来,广西的文化特点、广西各民族的民族特征似乎不很鲜明。桂学应用研究将通过广西文化符号的调查,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开拓一个认知广西文化资源、广西文化特性、广西文化价值、广西文化影响力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广西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总体认识,呈现源远流长、资源丰富、积淀深厚的广西文化,寻找、发现和凝练最具价值、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广西文化符号,树立广西文化形象,凸显广西文化精神,传播广西文化正能量,确立广西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其二,搭建学术研究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服务的平台,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提供内容支持。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桂学作为广西研究的集大成者,为广西的博物馆建设提供学术支持责无旁贷。
近年来,云南、四川的抗战文化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与云南、四川抗战主题的博物馆建设有关。广西桂学研究会曾组团参观考察了云南腾冲的滇西抗战纪念馆、腾冲国殇墓园。云南如此费心费力地打造抗战文化,的确让来自广西的我们心怀愧疚之情。
如果清楚中国的抗日战争历程,可知云南抗战的主要载体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反攻缅北和滇西抗战。
相比之下,广西的抗战文化绝不比云南逊色。广西是最早、最坚决、最用力投入抗战的中国省份。在广西的土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发生了桂南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发生了桂柳会战。仅桂柳会战中的桂林保卫战一战,就牺牲了三位广西将军。
而在广西之外的土地上,广西军队经历了淞沪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
十四年抗战,广西为抗日征调了100万兵员,输送兵员总数仅次于四川,而以省内人口所占比例为全国第一。
广西为中国抗战贡献了最优秀的将领。李宗仁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对日全面抗战之后中国军队首次于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期间,1938年与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会战,1940年指挥桂南战役,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取得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除李宗仁、白崇禧之外,广西还为中国军队贡献了多个集团军总司令,如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等。
此外,像广西空军抗战、驻广西美国飞虎队的抗战,都是中国军事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不仅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的军事贡献,而且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的文化贡献。战时,桂林已经是影响全中国的文化城,胡愈之先生评价桂林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3]
从1938年到1944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人从内地和香港来到桂林,其中文化名人数百人,有报社、出版社、书店200多家,办有报纸、杂志200多种,出版各类图书2000多种,抗战书籍的印刷总量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二以上。[4]
当时的桂林,“文人荟萃,书店林立,新作迭出,好戏连台”,被誉为“江南唯一繁盛之地”。它集结了大批的文化机构,集聚了大量的文化人才,开展了众多的文化活动,创造了巨大的文化财富,在文学、戏剧、美术、新闻、出版各个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是当时中国最具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城。1944年,桂林举行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规模之大、影响之巨,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大壮举。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称:“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的。”(www.xing528.com)
在桂林之外,昭平、宜州、北流都曾经接纳过大批文化人,成为抗战文化重镇,为中国文化守住了一方血脉。
鉴于广西桂林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影响,已经有许多方面提出了兴建桂林抗战博物馆的建议。为兴建桂林抗战博物馆提出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提供全面、新颖、深度的桂林抗战文化内容,是桂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数十年来,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桂林市政协等机构对抗战桂林文化城进行了持续而卓有建树的研究。桂林市政协魏华龄先生持续半个世纪撰写出版了多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专著,如《桂林抗战文化史》《桂林文化城史话》等;广西社会科学院黄铮先生主编了三卷本《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李建平先生持续多年主编期刊《抗战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关鑫先生、黄绍清先生、雷锐先生等主要从事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研究,出版专著及史料汇编十余部。
20世纪80年代,广西电影制片厂曾经拍摄过故事片《血战台儿庄》,在海峡两岸引起巨大反响,并对两岸的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黄继树撰写的《桂系演义》可以称得上是与广西抗战有关的名著。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在坊间也产生较大影响。
广西抗战和桂林抗战文化城研究是桂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桂学应用研究将在原来的研究基础上,拓宽研究的视域,力求在史料整理、观念创新方面有新的突破,从学术方面积极推进广西抗战暨桂林文化城研究,推进广西暨桂林抗战文化博物馆的建设。
其三,通过对广西当代文艺的研究,将学术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推进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创新,这是桂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
桂学应用研究不仅着眼于“过去—现在”的贯通,思考如何古为今用,创造当代文化精品;而且着眼于“现在—未来”的联系,阐释当代文化精品的价值,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发展思路。
当代广西,在文学、戏剧、电影、绘画、出版多个文化领域都有过不俗的业绩。如文学领域的文学桂军,戏剧领域的实景演出,电影领域的第五代导演,绘画领域的漓江画派,出版领域的漓江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已经成为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如何以这些文化品牌为个案,对这些文化业绩进行正确的评价,阐释其价值所在,发现其成功奥秘,研究当代桂学与广西历史文化、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为文化建设如何利用和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思路,为进一步的文化创造积累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进一步利用和开发广西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为广西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起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这同样是桂学应用研究的题中之义。
作为祖国南疆多民族地区,广西文学长期滞后于全国文学的发展。虽然到了清代,广西出现了杉湖诗派、岭西五大家和临桂词派等文学品牌,但总体而言,广西文学还是乏善可陈。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桂军终于出现了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实现了边缘的崛起,连续两度获得鲁迅文学奖,出现了一批为全国文坛瞩目的知名小说家,如林白、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黄佩华、陈谦、杨映川、黄咏梅等。其中,林白的女性叙事、东西的荒诞叙事、鬼子的底层叙事、黄佩华的壮族叙事、陈谦的“文革”叙事、黄咏梅的岭南叙事以及凡一平的影视价值,无不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东西的多部小说更是被译成法语等国际主流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文学桂军所取得的成就,文学桂军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文学桂军进入21世纪以来有怎样的发展,文学桂军应该怎样可持续发展,文学桂军的文学成果如何转换为文化成果进而得到跨领域、跨行业的开发,文学桂军的成功如何转化为经验为广西文化建设所吸纳,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桂学研究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尽可能具有深度和创新性的回答。
漓江画派是当代广西文化界自觉推出的艺术品牌,显示了广西艺术界的文化自觉。作为一个艺术流派,漓江画派在全国画坛的影响日趋扩大。漓江喀斯特峰林地貌是世界自然奇观,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原型。中国山水画题材从中原到江南再到桂林山水,经历了漫长的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传说北宋著名画家米芾画过不少桂林山水。有人猜测,“米点山水”的原型和灵感就来自于桂林山水。清初中国画坛巨匠石涛是桂林靖江王后裔。清代桂林画家李秉绶是为“乾嘉十六画人”之一,他从江苏聘请孟觐乙、宋光宝来桂林教授绘画,影响远及广东,成为岭南画派肇始。20世纪以后,桂林山水开始在中国山水画中大放异彩。1905年,齐白石在桂林居住近半年,他说:“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桂林一带山水形势陡峭,我最喜欢,别处山水总觉不新奇。”桂林山水给了齐白石巨大的自信,他说:“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齐白石之后,徐悲鸿、关山月、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云集桂林。人们发现,中国山水画的题材重心,从江南转移到了岭南。桂林山水取代江南山水,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符号。桂学研究将从广西古代绘画、现代绘画着手,梳理当代漓江画派与古代、现代广西绘画的文脉,为活跃于当下的漓江画派寻找学术支撑,以丰富和深厚漓江画派的文化内涵,提升漓江画派的文化价值。
实景演出于2003年诞生于广西桂林阳朔,创意人为广西著名作家梅帅元。实景演出是一种以特定的自然地貌或人文景观为舞台,以当地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当地居民为主要演员,以游客为主要观众的演出方式。实景演出既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被称为演艺史上的革命,在“中国制造”遍及世界的时代,提供了一个“中国创造”的品牌;又是一个创意型的文化产品,将中国多样性的地理景观与文化资源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寻找到一种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还是一个创新型的旅游项目,将文化与旅游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解决了中国旅游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难题,增加了旅游的文化内涵,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品位,成为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典范。
在艺术层面,实景演出是一种建立在全新舞台观念基础之上的创意文化演艺形式。这种演出形式是中国艺术家的创造。作为一种与特定自然地貌和山水文化形成有机联系的演艺形式,实景演出与西方景观戏剧不同的是,景观戏剧是以人文景观为舞台背景,实景演出则是以自然和人文景观为舞台本身;景观戏剧的理念是“让戏剧回故乡”,实景演出的理念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实景演出在艺术上的最大创新是改变了传统演出的剧场模式,将剧场的原则放进了大自然,将真山真水变成了演出的舞台,提供了人与自然互相观赏、互相领悟的方式,艺术的想象力与自然的想象力形成了合力。实景演出建构了三种共生关系:舞台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剧情与当地文化的共生关系以及演员与当地居民的共生关系。这三种共生关系,使每一个实景演出成为不可复制、不可移动的演出,造就了它在时空意义上的唯一性。
在文化层面,实景演出是一种最大限度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基于文化创意的演艺产品。首先,中国是一个地理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高度统一的国度,实景演出通过对传统演艺的革命,建立了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关系,地域文化经过他者文化的观照得以激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现代观念的整合重新焕发活力,中国的地理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获得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呈现方式,开辟了一个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其次,美妙奇幻的自然景观、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构思三者有机融合,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仅深层次地解读了中国大地上中国人的诗意生存方式,而且创新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真山真水的舞台使文化获得了土地的承载,本土的演员使文化具备了原汁原味的品质,实景演出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因此而更具魅力。
作为一种依托旅游市场的演艺产品,实景演出突破了长期以来中国旅游演艺产品低品格、伪民俗、老套路的模式,在艺术创造、文化创意、资源整合、品牌利用、名人效应、市场运作各方面深谋远虑,为旅游找到了文化灵魂,为文化找到了旅游载体,用文化提升了旅游品格,解决了诸如旅游目的地缺乏夜间旅游项目、当地居民难以分享旅游利益、文化旅游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脱节等一系列难题,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结合。
根据《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景演出属于传统文化产业中的演艺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创意产业。同时,实景演出也属于旅游产业中的文化旅游产业。因此,实景演出不仅具有艺术的创造价值、文化的创意价值和旅游的创新价值,而且具有产业的创收价值。它涉及地产、环保、投融资、酒店、学校、管理多个行业领域,在市场定位、投资模式、营销策划、品牌打造、企业运营、质量维护、产业链的延伸以及区域经济的拉动各方面,形成了一个系统工程,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
实景演出的创意及产业成功,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可资示范的样板,同样是桂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将对21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实景演出热进行宏观的系统研究、个案的解剖分析,从艺术创造、文化创意、旅游创新、产业创收各个层面探讨实景演出对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及其对文化体制改革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其四,利用桂学的品牌,在向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桂学应用研究不仅关注传承与创新,而且重视传播与影响。桂学应用研究将通过对广西区域位置的研究,探讨广西将如何利用地缘优势,在向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名称上看,桂学是地域文化之学,广西不过是中国南方经济不发达地区。然而,一旦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广西文化,以国际化眼光看桂学,会发现桂学具有非常强的国际性。
广西与东盟地缘相接。广西地处中国南部边疆,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的省区,与越南的边境线长达1000多公里,既包括海洋边境,也包括陆地边境。
广西与东南亚语言相近。壮泰语专家指出,泰语和壮语同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有同源关系,不少泰语的单词跟壮语相同或相近,越古老的词汇越能体现出这种特点。
广西与东南亚某些族群习俗相近。在古代,广西与东南亚都采用稻作生产方式,广西少数民族与东南亚一些民族有文身断发、蛟龙崇拜、习水善舟、楼居干栏、崇尚铜鼓等多处相类的古代习俗。
广西人与东南亚人血缘相亲。考古研究发现,广西桂林的“甑皮岩人”与现代华南人和越南人等首先聚类,他们的体质特征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说明在现代华南人和部分东南亚人的形成过程中,“甑皮岩人”的基因起到了重要作用,“甑皮岩人”是现代华南人和部分东南亚人的古老祖先之一。[5]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发现,一方面,广西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里是多民族区域,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很强;另一方面,广西的地缘条件、文化构成决定了广西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前沿。事实上,自秦汉起,中华文化就通过北海湾通向南洋,而东南亚诸国如越南接受中华文化,广西也是主要通道。因此,广西如何利用地缘优势传播中华文化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桂学不仅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而且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在广西,除桂学之外,还有壮学。壮学经过多年倡导和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尽管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壮族人口约占广西人口三分之一。但是,壮族文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广西文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广西是壮族自治区,但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壮族之外的11个世居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广西虽然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但经过2000多年的洗礼,中原文化对广西各地域、各民族的影响无处不在,多民族融合的色彩相当鲜明。从地域文化类型观察,广西至少可以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分别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漓湘文化圈、以广西本土民族为主体的红水河文化圈以及以粤文化[6]为主体的西江—北部湾文化圈。三大文化圈中,壮族主要生活在红水河文化圈。在漓湘文化圈和西江—北部湾文化圈,壮族文化的影响相对薄弱。因此,壮学显然难以成为包容全广西的学术概念,而桂学之“桂”,本身就是一个覆盖八桂大地的地域简称,对于广西而言,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因此,桂学这一学术品牌,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西学术、代表广西文化,最大限度地得到生活在八桂大地各族人民的认同。这正是桂学一经提出便八方呼应的原因。
目前,广西有四个遗产项目正在积极推进申遗工作,分别是桂林兴安灵渠、崇左花山崖壁画、北海海上丝绸之路和柳州三江风雨桥。其中,兴安灵渠属于漓湘文化圈,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文化的枢纽;花山崖壁画属于红水河文化圈,是壮族文化的代表;北海海上丝绸之路属于西江—北部湾文化圈,是粤文化的代表;三江风雨桥处于漓湘文化圈与红水河文化圈的结合部。其中,灵渠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中国自秦汉开始通往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花山崖壁画和三江风雨桥分别是壮族和侗族的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显然,桂学的包容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所有八桂大地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现实,灵渠研究、花山崖壁画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以及侗族风雨桥研究都是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桂学应用研究将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层面积极参与和推进这四个遗产的申报工作,为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通过广西文化符号影响力的调查和研究,提炼桂学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当代核心价值,提升文化形象,形成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广西抗战文化暨桂林文化城研究,发掘桂学文化资源中超越地域局限为中国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参与地方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通过广西当代文艺批评,将学术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推进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创新;通过建构桂学品牌,借助地缘优势,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传播事业。这四个方面,既是桂学应用研究的具体内容,也是桂学应用研究所努力的方向。
按照《投标书》的表述,桂学应用研究是桂学研究的终点,是将桂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国家对外开放、文化传播、民族团结以及广西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建设,回答“桂学能什么”的问题,使桂学超越单纯的理论研究、纯粹的学问之学,走向现实,走向社会,实现经世致用,赋予桂学常研常新的生命活力,从而达到桂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注释】
[1]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J].领导者,2011(1).
[2]白崇禧.白崇禧口述自传(上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82-183.
[3]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M]//胡愈之.忆长江同志.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
[4]黄铮.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前言[M]//黄铮主编.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三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5]漆招进,周海主编.寻访万年前的桂林人[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22.
[6]粤文化之粤并非简单的广东之义,历史上,粤含有粤东和粤西的分野,粤东为广东,粤西为广西,广西在历史上是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