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研究对陈垣宗教史研究的影响

陈垣（字援庵）是广东新会人氏，出身药商家庭。17岁（光绪二十三年）时，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住在新会会馆。和他同住会馆的，是光绪壬辰科（光绪十八年）进士翰林伍铨萃。伍先生和他谈起学问来，发现他读书很多，对书的作者、内容、版本，都能谈得头头是道，大为惊奇。其实陈垣十三四岁就已经把十三经读完了，后来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眼界更是大开，渐渐学会了按照目录选购经史子集所需的图书，广泛涉猎。而这在当时是要被指为不务正业的。那年的试题是«冉求之艺，文之以礼»。陈垣放笔直书，信心十足。考完后回到会馆，将所做的文章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与伍先生听。伍先生认为他的文章虽好，但不合八股规范。九月初九日放榜，果未考中。陈垣懊恼离京，伍先生送陈垣到车站，握着他的手说：“文不就范，十科也不能考中！”这话对陈垣刺激很深。回到广州后，陈垣便发愤要把八股文作好。他买回了十科的«直省闱墨»，一遍遍细读，最后装订成四大册，认真体味，有的好文章甚至能够背诵。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八股文大有长进，但是后来科举却取消了。晚年陈垣回忆说：“可惜白白糟蹋了两年的时间，但也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

1913年，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陈垣治学，没有师承，全靠自学。而研读«四库全书»对他的一生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他到京后，听说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已运到北京，存放在国子监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对于这样的国之重宝，陈垣心仪已久。那时他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在北京西南角，而方家胡同是在北京的东北角。当时溥仪还住在宫里，紫禁城东西两侧的皇城根是宫苑禁地。所以陈垣每天读书必须绕道走。于是他赁一辆驴车，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要是遇上风霜雨雪，有时来回要三四个小时。上午他总是图书馆刚开门就赶到，下午直到闭馆才离开。就这样，陈垣一读就是10年！

陈垣将«四库全书»著录的书名和作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最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实际存书相考核，校出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书名不符、卷数错误等情况，了解了«四库全书»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了«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私家多不便记载，陈垣利用乾隆御制诗文，写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一卷。经过这样反复的钻研，他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浩瀚的文史图书也已了如指掌，日后治史，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1920年，当时民国政府拟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影印文津本四库。叶恭绰举荐陈垣董其事，只是后来政府更替，事情不了了之。(www.xing528.com)

陈垣早年跟著名天主教人士英敛之、马相伯交游，发愿著述中国基督教史。1917年陈垣写成了他的史学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元史“也里可温”四字，汉意失考。陈垣将«元史»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史书通阅一遍，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全部录出，查阅了元史有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陈垣自学过蒙文，最终考订出“也里可温”，就是蒙元时代对基督教会人士的统称，并将蒙元时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播与流布，在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了结了数百年的悬案。他精心撰述，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的则是«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是讲述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汉化的一部专著，材料丰赡，条理明辨，刻意在有“全盘西化”论时著成。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40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L．C．Goodrich教授将其译为英文。这也是他最满意的一部著作。

陈垣从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二十世纪初年敦煌经卷的惊世发现。大量有关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西北史地的文献出现，作为中国史学家，陈垣早在二三十年代不止在一种场合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1924年夏，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导师的陈垣，与北京学界同仁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被推举为采访部长。后来他对京师图书馆八千余轴敦煌经卷分类考订，编成«敦煌劫余录»。以“劫余”二字，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