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严谨治学与著作等身的一生

陈寅恪祖籍是江西修水桃里竹段村，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官至巡抚的陈宝箴之孙，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近代爱国诗人陈三立第三子。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唐刘蜕故宅，因这一年属虎，故名“寅恪”。

陈寅恪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一生，近80个春秋，求学30寒暑，执教45年，桃李满天下。教书之余勤于学术研究。直至双目失明，右膑骨折，仍坚持教学与研究，生平著作甚丰，并有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后一代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典范。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对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尤其对史学造诣最深。对梵文、突厥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史学界称其为“一代文史大师”。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陈寅恪在研究隋唐史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径。«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常识化了。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他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生平，精辟地诠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www.xing528.com)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世人认为宗教与政治是不同物，陈则认为政治与宗教有密切关系。

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对藏学、突厥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众口皆碑，史学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但他一生处于战祸频繁，生活极难安定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胰，以致未能完成宿愿。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