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天上午8时多，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匆匆忙忙地奔向哲学楼，当时这里已没有学生和教师，满楼是军人。北京大学2万多教职工当时的领导机关——“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他一口气地爬上三楼，到指挥部办公室报告说：“翦伯赞死了！”指挥部总指挥、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毛泽东交代？而且，总指挥部所在的某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总理的希望？指挥部的军人们立即会同“工宣队”——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仍住在燕南园的单家小院里。他任北大副校长，与毛泽东交往很深。文革开始后，除了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审讯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里。
来到翦伯赞家，进门客厅是随时监视翦伯赞的那个工人的住所，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房中有两张床，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人们揭开被子，只见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崭新的衣服、崭新的鞋子。
“宣传队”的指挥们首先找那个睡在客厅的工人。当时“宣传队”交给这个工人的任务是，注意翦伯赞夫妇在室内的任何行动、负责给做饭、端饭，他们穿衣、上卫生间等也要在旁守候。这个措施明显地是不让翦伯赞自杀。文化大革命近3年来，北京大学军管人员已历三届，造反派你上台我下台不知更替了多少批，这些掌权者对翦伯赞有的是要“留活口”好挖材料，有的是要做“落实政策”的榜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不能让翦伯赞死去！
值班工人详细谈了昨天晚上的情况：“昨晚10点多钟，翦伯赞一如往常准备睡觉。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他还叮嘱明早给他买几根油条，并把钱、粮票给了我。他们睡后我也睡了。到12点多钟，我听到他们起床了，我正要起床，就听见翦伯赞对我说：‘天气冷，就不要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我就没有起来。我听到了里面的碗勺的声音，又听到了开箱子的声音。不久我又睡着了。天亮以后，我记起翦伯赞要我买油条的事，我就到海淀的一个铺子里去买了回来。这时已经7点多钟，已早该起床了，我稍等了一下，见里面还没有动静，以为他们还没醒，就叫了几声，见没有答应，就使劲敲门，还是没有答应。我感到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门撞开了，看见他们好像还在睡，用手一摸已经冰凉了。”
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瓶子，一看里面还有安眠药的碎末，是吃安眠药致死的。哪里来的能使两人致死的安眠药呢？翦伯赞的一切食品，特别是药物是经过严格控制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多安眠药呢？
为了寻找线索，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何以有人能越过监控直接找到翦伯赞逼材料？
从这两张纸条上可以看出，有人向翦伯赞要材料，翦伯赞受到了逼迫。这个人是谁呢？要他交代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接触到翦伯赞的呢？
原来，“宣传队”指挥部做过明文规定，对翦伯赞的管理权力归“宣传队”指挥部，不论批斗、审讯等，都要经指挥部批准，外人一律不准接触翦伯赞、不允许任何造反派组织、任何个人接触翦伯赞。
指挥部立即展开调查。首先找到了历史系的造反派，发现这里有一个“翦伯赞专案组”。这个专案组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成立，专案组从来没有打过报告，指挥部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历史系的这个“翦伯赞专案组”大约两三个月前就成立了。它的成立，以及它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似乎都是为了接待一个人，使这个人能够直接与翦伯赞接触。
“专案组”第一次接待这个人，是1968年10月中旬。这之前，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说：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有的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的批判已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成为“脱胎换骨”的肉体批判。每天晚上，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40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打下去，这个女教员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女教员倒在地上还是不叫喊，并且两只血眼直直地看着打手，打手被这双眼睛吓了一跳，于是抓起她的衣服包住她的头再打。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小卧车从中南海开出，静静地驶进北大校园。从车上走出一个穿军衣的人，40左右年龄，中等身材、健壮微胖，派头十足。
此人名叫巫中。他不像一般外面来办事的人先到哲学楼找“宣传队”指挥部，而是径直向历史系走去。这是一个神秘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实际上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
当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叫迟群。他的头衔只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副科长，却当上了清华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而一个军级干部却当不上北京大学的革委会主任。迟群时而穿军衣，时而穿便衣，穿军衣就管军队的事，穿便衣就管地方上的事。他实际上哪里都可以管，哪一级也能管。
且说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有紧急情况要调查翦伯赞”。
历史系这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一直没有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对这个“专案组”来说，也许是一种疏忽。假使没有这个疏忽，翦伯赞就可能是另一种命运。
这样分析形势不是没有依据。当时全党、全国大乱、全军也是大乱，军内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选择军事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中央对一些重要的地方选派“军管”时，是有斗争的。北京大学在1968年陆军某军“军管”之前，已有过两届军管，这两届“军管”，按照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当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意图，支持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在校园内残酷批斗陆平、彭云等领导干部和翦伯赞、冯友兰等学术权威，在全北京以至全国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总是全力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1968年春，周恩来亲自向毛主席提议，点名要陆军某军进京“军管”北大等单位。周恩来在召见这个军的领导时，又反复说：“我相信你们、信任你们”，并具体叮嘱“要与聂元梓保持距离，不要坐到她那一边”。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没有再分管军队，历史上也与这个军没有过直接关系，为什么如此信任这个军？
原来，1966年以来，这个军有两件事使周恩来特别满意。一是1966年初邢台地震时，周恩来在邢台指挥救灾，是这个军的一个师，卓越地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二是1967年，某市两派群众进京谈判，当时作为谈判中的军代表的该军军长，当着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面，坚持实事求是，多次与江青争论，直截了当地对江青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不是这样”，气得“女皇”脸色发青而又无可奈何。
这个军在北大是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行事的。他们与聂元梓“保持了距离”，同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一些保护，如对翦伯赞、冯友兰等人明确了管理权限，不准乱批乱斗，把他们的生活费提到每月100元。这些举动，使聂元梓、迟群、谢富治等人大为不满。
巫中受命向翦伯赞要的是刘少奇罪证材料。
巫中所以避开校指挥部，始终没与解放军驻校人员见面，除了狂妄之外，另外就是因为观点上有明显的距离。
巫中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伯赞家。
翦伯赞已70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半个多世纪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举世瞩目。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www.xing528.com)
翦伯赞站着，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
巫中讲了刘少奇历史上一次当“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
翦伯赞还是一声不吭。
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20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
巫中立定身子，当即喝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
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三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三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赞仔细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赞与刘少奇，两个湖南人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有过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刘少奇哪一次有过叛变行为。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
“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了两三个小时才愤愤地离去，并留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真的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他越来越气急败坏，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
两方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巫中依仗强权非捞个口供不可。
翦伯赞说不出违心的话，以死抗争。
连续几天，翦伯赞与夫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又没有监护翦伯赞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旁边有人听见了说：“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义，你还在搞唯心主义！”
见翦伯赞不做声，旁人又说：“你说了不迷信的，你怎么又迷信起来了？”
翦伯赞说：‘我是不迷信的。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信了。”
没有人对这个话引起警觉。
12月19日晚，天气极为为寒冷。翦伯赞夫妇双双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过后分析，服药时间应在深夜12时左右。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
“宣传队”指挥部得知翦伯赞自杀，深感事情重大，于是尽快调查上报。12月20日查清了大致情况，当晚一边整理一边打印。
21日上午8时，指挥部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按规定，北大的文件送北京市革委会，市革委会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号字铅印送毛泽东和林彪。
就在北大指挥部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看了看翦伯赞夫妇的遗体，一声不响地走了。他走了不到1个小时，突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进京军管的这个军负总责的副军长，谢富治劈头盖脑一顿臭骂：“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废物！”
原来，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而负责军管北大的这个军也被调往外地。
翦伯赞自杀与毛泽东发出给他出路的指示相隔仅两个月。这不仅令人震惊，更令人思索：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无论个人有多大权威，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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