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折中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抱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学界众口一词把这封遗折说成是罗振玉伪造的，溥仪特赦后为了撰写«我的前半生»一书，曾在历史档案中查阅到遗折原件，并把此事写入书中：“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
也有一位看过全部现存逊清皇室档案及遗物的学者并不认为遗折出于伪造，他说：“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笔者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是否是罗振玉假造的呢？经把遗折和罗振玉的奏折笔迹相对照，二者字迹根本不同，故罗振玉假造遗折一说，缺乏事实根据。”（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70—71页，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
实际上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的，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关于罗振玉代递遗折的目的，曾引起不少猜疑，然而这事在深悉内情的其嫡孙罗继祖看来则毫不奇怪，他在«跋‹观堂书札›»一文中写道：“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而有所动摇。所以祖父一看到王先生临终遗嘱而痛感愧对死友，在王先生一死明志，并没有‘希冀饰终恩泽’的动机，而祖父却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祖父对于王先生身后，特别是遗书的编纂刊行，不超过一年，遗书四集赫然在案，是尽了心力的。”（«读书»1982年第8期）几年后，他又在一本回忆祖父的书中写道：“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才痛感自己不能捐弃小嫌，万分惭愧。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这份遗折虽未留稿，内容可以估计到，一定是希望溥仪毋忘在莒，近贤远佞。在祖父认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www.xing528.com)
溥仪看过遗折大受感动，遂与陈宝琛等师傅们商议，发出一道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顾了罗王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呜呼！公竟死耶？忆予与公订交，在光绪戊戌，于今三十年矣。时公方为汪穰卿舍人司书记，暗然无闻于当世。暨予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俾得专力于学。寻资之东渡，留学物理学校。岁余以脚气返国，予劝公专修国学，遂从予受小学、训诂。自是予所至，公皆与偕。复申之以婚姻。及辛亥国变，相与避地海东，公益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暨癸亥春，以素庵相国荐，供奉南斋。明年秋，予继入，遂主公家。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明年予侍车驾至天津，得苟生至今。公则奉命就清华学校讲师之聘，乃阅二年，而竟死矣。公既死，有遗嘱、有封奏，遗嘱腾于万口，封奏予固不得见，然公之心事，予固可意逆而知之也。”（天津贻安堂1927年刻本）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30年友谊的情份。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王贞明：«父亲之死及其他»，载台湾«联合副刊»1983年8月8日）。
溥仪给王国维颁下“忠悫”谥号后，京、津以及华北各报都以极大篇幅报道了王忠悫公殉节的新闻，但当时还没有人对他的死因提出疑问。就在这种气氛中，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后死者的一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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