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在应城的求学经历: 父亲、塾师与历史学、八股之学

章学诚的父亲名章镳，“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孜孜不倦。”（«章氏遗书»）父亲的好学对幼年的章学诚具有直接的影响。乾隆七年（1742年）章学诚四岁时，父亲章镳经过多年的苦学，终于考中了进士。然而，考中进士的章镳因为为人耿介，不善钻营，朝廷并未授予他一官半职。直到九年后的乾隆十六年（1751年），因朝廷同乡举荐，章镳才被授予湖北应城县县令，开始了他在应城、天门等地长达十年的为官、任教生涯。这一年，年仅14岁的章学诚被父亲带到了应城县衙。

为了加强对儿子章学诚的教育，父亲为他延请了擅长举业的应城塾师柯绍庚。“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章氏遗书»），记载了他在应城入塾馆求学的情况。柯绍庚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乡儒，他对章学诚要求颇严，但天性欲“穷古今之变”的章学诚对每天繁重的课业颇为伤神，开始时他并不太喜欢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渐渐趋向于史学。在塾馆，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成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这是少年章学诚第一次涉足于史学。他从此竟乐此不疲，尝试编纂史类书达三年之久。三年后，在父亲和塾师的要求下，章学诚才被迫放弃心爱的史学，而专攻八股之学。虽如此，他已在古史、杂记、方志的研究上初步奠定了基础。他课余曾对人说，自己是“自命史才，大言不逊”（«柯先生传»）。在求学过程中虽然他对塾师柯绍庚的严格颇有微词，但对老师的信赖和感情也是颇为深厚的，以至若干年后，出于对老师的深爱，写了«柯先生传»一文，寄托了对老师的深切怀念之情。

在应城求学的后两年，为了弥补自己文章写作能力的不足和典籍考究上知识的欠缺，章学诚在父亲和塾师的严责下，发愤苦读，塾师评价他：“资质鲁钝，而好深思。”无论是隆冬还是盛夏，章学诚常于塾馆和家中苦读至午夜不休。经过父亲、塾师的严格要求，章学诚学业大进，他读书已是“性耽典籍，不为章句之学，尤好读史部之书，意所不合，辄批抹涂改，札记疑义。”(www.xing528.com)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在应城上任仅五年的章镳因“以疑狱失轻免官”。失去县令职务的章镳“贫不能归，侨家故治，又十许年。”虽然章镳罢官，但他并未离开应城，而是继续在应城课子，并兼做讲习（塾师），以维持生计。而此时的章学诚，学业初成，已不满足于在应城这个小地方求学，毅然赴京师求取功名。开始了他在方志领域长达三十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直至成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之一。

章学诚在应城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对给予他少年时代欢乐和知识的应城、天门等地仍念念不忘。乾隆二十九年，他参与了父亲主持编修的«天门县志»的编纂，提出了著名的«修志十议»论点。1768年，父亲章镳因贫病交加卒于应城，为奔父丧，章学诚又一次来到了这个曾给他少年的欢乐，给他知识启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