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学术史大师与明儒学案创制者

学案体作为一种专纪思想学术史的史学体裁，是由黄宗羲创制和定型的。在黄宗羲撰著«明儒学案»以前，许多学者虽从不同角度对前代学术史进行总结，但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史学体裁。

«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作为学案体的代表作，不仅为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史著作确立了体例上的范式，而且为之提供了方法论原则。这两部著作贯彻着黄宗羲本人的思想学术观点，体现出他超越前人的宽阔学术胸怀。就«明儒学案»而言，黄宗羲的学术史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纂要钩玄，兼综百家。«明儒学案»之所以能反映出“明室数百年学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黄宗羲能够对各个学派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不论其学术倾向如何，都酌情收录，力求体现出明代儒家思想学术的全貌。全书共立19个学案，收录明代学者200余人。所涉及的学派，除王守仁的心学以外，«崇仁学案»四卷所列吴与弼以下10、«河东学案»两卷所列15人都属于程朱理学，«三原学案»所列王恕以下6人属于关学，还有白沙、止修、甘泉等心学别派以及明末对王学进行修正的东林、蕺山学派。有的学者其学派归属难以确定，则统归于«诸儒学案»。黄宗羲这种不拘一格、百家兼综的做法，反映了他的学术自觉精神。在修改后的«明儒学案·自序»中，他批判了那种学术上“必欲出于一途”的成见，认为如果固持一说，不能稍有异同，那只能扼杀学术生机，断送学术生命，“使美厥灵根，化为焦芽绝港”。黄宗羲还指出，圣贤之道体现在百家之学中，百家之学虽然内容有异，但求道之心则相同。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史观，«明儒学案»便能够兼容并包，网罗百家之说。

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各学派思想学术的原貌，黄宗羲特别重视文献材料的搜罗，避免以偏概全。«明儒学案·发凡»说：“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以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因此，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所涉材料并不以学者的语录为限，而是在其全集中钩玄提要，力求透露“其人生之精神”，以揭示其思想学术的时代特点。(www.xing528.com)

其二，揭橥学术宗旨。注重揭示各学者、学派的学术宗旨，是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黄宗羲在介绍每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学术时，总是争取抓住要领，将其学术宗旨言简意赅地点出来。例如«崇仁学案»说吴与弼“天根即是主宰”，«白沙学案»说陈献章“静中养出端倪”，«姚江学案»用“心即是理”、“致良知”概括王阳明的思想，«甘泉学案»用“随处体认天理”标明湛若水的思想。诸如此类，大都相当准确，使人读后一目了然。

其三，不避“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记载有明一代儒家思想学术史，黄宗羲不仅排除门户之见，对各个学派兼收并蓄，而且注意保留各种“相反之论”。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旁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黄宗羲在学术上蔑视“倚门旁户”、沿袭成说，提倡独立创新精神。因此，在«明儒学案»中，他对学者在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并不随意增删裁剪，而是将“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保持下来，并提醒在这些方面犹为值得注意，“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

«明儒学案»完成以后，黄宗羲又着手«宋元学案»的编撰。虽然他没有全部完成，而由黄百家、全祖望续修，但黄宗羲已确定是书凡例与编撰思想，并完成了全书学案的2/3左右，故而«宋元学案»的学术史观与«明儒学案»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