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一场酝酿多年的改革终于以不可遏止之势向旧规积习发起了冲击。司马光和王安石不仅是同僚,而且是朋友,彼此互相敬重。两人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都非常自信。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慎密,但创新精神不足;王安石则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政见分歧。王安石坚决主张法治,而司马光则强调传统的“仁政”思想;在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上,王安石主张由“善理财者”立理财之法,主张“开源”;司马光则主张以“节省冗费”的办法减少开支,主张“节流”。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设置了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之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其事。司马光是个谨慎的人,又敬重王安石的为人,佩服他的才华。他纵横史书,得出的结论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司马光的支持者大有人在,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
但神宗骑虎难下,继续支持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司马光连书三封信,对王安石进行批评,王安石回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批评逐条加以驳斥。变法派和反对派已是水火不相融了。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为该路兵马都总管、安抚使、兼知永兴军衬事。同年,司马光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开始了全力以赴的修书生活。他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梗概。他任皇帝侍从之臣后,认为皇上不可不以史为鉴,吸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于是编«历年图»呈上。英宗十分欣赏,诏“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让司马光接续«通志»八卷编修,同意他成立书局,选择助手。英宗去世后,神宗也大力支持司马光修书,把书命名为«资治通鉴»,还亲自写了序文。(www.xing528.com)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十二日,编修«资治通鉴»的书面奏旨成立,地址设在崇文院。司马光主持了全书的义例,制定了编写步骤和方法。司马光在京师为官时,没有充足的修书时间,修书进度不快,五年还修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到洛阳后,他修书的书局设在崇德寺,他自己买下土地辟为园林,取名“独乐园”。洛阳十五年,司马光就是在独乐园中过着修书生活。司马光给自己划定定额,限期完成。他把助手编纂的长编删削定稿。把庞杂的长编,删繁就简;把抵牾的资料,铨次考异;把风格各异的文字,熔铸一体;把粗糙的句法,锤炼润色。他把长编中历代史家文人以不同观点不同文字书法书写的史料,经过删削加工,使之成为一家之言。到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一部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全部修成。«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同时,对选择修入«通鉴»中的歧异史料的理由,以及对各种异说的辩证、存疑和盘托出,作«通鉴考异»30卷。为便于检寻,把«通鉴»每年涉及的重大事情,标目列举,作成«通鉴目录»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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