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的杰作《史通》：深入剖析古代史学批判

刘知几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初次成书是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后又作修改。他写此书时，就有人嘲笑他愚。书成后，由于臧否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因而又引来各种指责。唯独集贤院学士徐坚深知此书的价值，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几的著作很多，如«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子玄集»30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传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刘知几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几感到不平，上书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将他贬职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六十一岁的老人，经不住长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愤，很快就病逝了。

刘知几的一生虽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却为他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

«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对过去的史学作出批判性的、建设性的全面总结。

刘知几依照流派和体例，将众多史书概括为“六家”和“二体”。所谓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所谓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由于当时二体中，纪传体占优势，其编纂技术也更为复杂，所以«史通»对纪传体的分析较多。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专门探讨纪传体各个组成部分，«论赞»、«序例»、«序传»则兼论纪传体与编年体共有的部分。刘知几评析史书体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该体例之渊源，然后述其流变，再归纳一个简洁的定义，接着便用此定义去检讨相关史书的违例之处。

例如，关于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以此衡量，«史记»就有毛病，因为陈胜起义称王仅六个月就兵败身死，子孙未嗣，封地亦无，“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因而«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名实无准”。另外，世家之作应区别诸侯和大夫，“家国本别”，但«史记»竟将一些大夫记入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刘知几还认为，世家应记“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者，而汉代的诸侯王和古代诸侯有很大不同，“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应入列传。而«史记»将汉代诸侯与先秦诸侯并列世家，“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刘知几对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均用类似方法评论。其优点是严整了史书体例，循名责实，促进了历史编纂技术的提高。但缺点是有时过于拘泥体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见。如指责«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陈胜列入世家，既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未通史书变例之义。

刘知几对于史书编写方法的探讨是相当细致的。如关于史书结构编排，«载言»篇谈到如何处置辞章、诰令、章表的问题。«断限»篇谈到收载史事的起讫时间问题。«编次»篇谈到纪、传区分和纪元采用等问题。«品藻»篇谈到对史书所记人物的品评分类问题。

关于史书内容取舍，«书事»篇谈到取舍的标准，即在荀悦所说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三科。«人物»篇谈到史书应记“恶可以惩世”，“善可以示后”之人，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刘知几甚至还费了不少笔墨探讨史书行文的技巧、风格等问题。«因习»、«模拟»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记事方式和言辞，不要“貌同而心异”的模拟，而要“貌异而心同”的模拟。他又进一步展开论述了史书“叙事”的三个要点，即“尚简”、“用晦”、“戒妄饰”。此外，«采撰»篇具体论述了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法。(www.xing528.com)

判断一个史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还要看他的史学观及史学思想。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论和“一家独断”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不小的影响。

所谓史家“三长”，即“才”、“学”、“识”。«史通»的«核才»、«鉴识»、«杂述»等篇，对“三长”分别有论述，但较详细的说明还是他和礼部尚书郑惟忠的一段对话，见于«旧唐书·刘子玄传»。

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刘知几回答道：“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由此看来，史识，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史才，指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这“三长”，是对优秀史家的标准的恰当而贴切的说明，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和发挥。

刘知几长期任职于史馆，强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家自主性的压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独断”的主张，他在批评史馆的种种弊病后，说：“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这是当时史学领域里官方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刘知几不愿向史馆中的恶势力低头的坚定信念。史馆之积弊在修史中的最坏影响，莫过于“曲笔”。刘知几对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实的“曲笔”现象给予了愤怒的批判，鲜明地提出了“直笔”论。他认为，直笔，象征一个史家的气节，是史家最可贵的道德表现，“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称颂历史上敢于奋笔直书的史家为“壮夫”、“烈士”，“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

曲笔和直书，一虚一实，一恶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为何世间还是多曲笔而少直书？刘知几指出，曲笔的总根子在统治者身上，“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曲笔»）。说真话要招来灾祸，说假话却可安然无事。当然，刘知几不可能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将主直反曲的观点贯彻到底，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

此外，“疑古”、“惑经”论表现出刘知几史学思想上的一些进步因素。他指出：«尚书»、«春秋»虽经孔子编定，为史书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轻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真伪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刘知几之所以“疑古”、“惑经”，是由于他认为孔子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存在谬误，非加以纠正不可。这些错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体例不一而给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很完美，“善无不备”，会愈加以讹传讹，所以他要大胆批评，纠正错误。

隋唐时代，史学批评进入繁荣阶段。刘知几集前代史学批评之大成，撰成近九万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史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表明史家已能够对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的审视。«史通»对于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代史家无不从«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营养。封建史家虽然多指责刘知几“侮圣”，“离经”，为“名教罪人”，“工诃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但是对于«史通»的成就也给予肯定。宋人黄庭坚把«史通»与«文心雕龙»视为史学、文学领域之双璧，“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

刘知几的许多合理意见为后人所采纳和发挥，促进了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刘知几认为，在纪传体史书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这一意见为宋代史家郑樵所采纳，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清代考史名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举出了«史通»启发后人的几个例子：“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指刘知几）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为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刘知几对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章著«文史通义»对«史通»的许多观点都有明确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