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注的价值与不足分析

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从广辑资料，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的意义来看，«三国志注»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至210余种，除去诠解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尚有150多种。这些书籍收入到«隋书·经籍志»中的不过3/4，到唐、宋以后，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的材料不但面广，而且首尾完整，不似其他引书那样割裂翦裁，断章取义，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说：“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国志注»的不朽还在于它开创了史注新法。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增加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名目，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而且这些史料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解历史真象。无疑，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应以达事为主，叙事不清，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称赞裴松之注书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除注家精通原书外，还要熟悉其他史籍，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有综合、分析、考据的能力。后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如宋人王暤的«唐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约和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有关。

后人对«三国志注»的批评，主要是指斥它的“烦芜”。这些指责虽有偏激之处，但裴注的杂采之弊确实存在。尤其是将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凭空阑入，把注文弄成非驴非马，不伦不类。如裴注«明帝纪»在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下，引«世语»曰“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又引«博物志»说：“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又引«傅子»说：“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

裴注虽以博详称著，但仍有不少遗漏之处。清人赵翼曾列举了一些例证，说明«三国志»失载的一些重要史实，裴注也未补入。另外，«三国志»中还有六十一篇本传或附传，通篇无注，甚至包括不少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

在写成«三国志注»以后，裴松之先后出任过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后晋升为太中大夫。(www.xing528.com)

元嘉二十五年（447年），参与修撰本朝历史的著名学者何承天病故，宋文帝命令裴松之继续何承天的工作。到元嘉二十八年（451年），他尚未动笔，却因病去世，终年80岁。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裴氏家传»四卷、«集注丧服经传»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都是他的著作。此外，«文苑英华»卷七五四，讲他还写过«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这是元嘉十二年（435年）开始奉命修撰的著作。

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官至南中郎参军，著有«史记集解»一书，为现存«史记»三家注中最早的一种。曾孙裴子野，剪裁刘宋一代史料，写成编年体的«宋略»一书，曾得到刘知几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