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县博物馆的众多藏品中有一件三级文物——清释迦牟尼金漆木雕造像，现陈列于博物馆二楼南展厅。佛像为檀香木质地，通高87.7厘米。螺髻，大耳垂轮，表情慈祥恬静，内束裙，外着通肩宽袖大衣，袒胸，双手做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七层莲花台上，莲花台为乌木质地，高36厘米。莲台下有镂雕精致的人物故事图须弥座，座高85厘米，柱头、栏板、束腰部分皆雕刻人物故事。佛像、莲台及须弥座镂刻部分均采用金漆木雕工艺，光彩夺目。观者睹佛高高在上而妙相庄严、慈慧沉静，往往驻足，心中赞叹，有人情不自禁双手合掌，虔诚祈拜，全然忘了自己所处的场合。
那么，这尊佛像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呢？馆内的文物档案记载，这尊定名为“清代贴金释迦牟尼木雕像”的佛像来源于北关普陀寺（该寺至今仍在北关三元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说是普陀寺的佛像，有人又摇头，说这尊佛像原是卧龙寺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清释迦牟尼金漆木雕造像及须弥座
2019年到2020年，我专门几次到东街卧龙寺、东关红星村和北关三元街、建筑巷找相关人士调查，又通过电话向原文化馆馆长莫建成先生确认相关史实，终于大致弄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于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也随之被揭开。
话说1966年秋天的某个晚上，有三个人悄悄地进了卧龙寺大殿，一番忙碌后，把殿里的释迦牟尼木佛像抬到了自己家里。准备要抬另一尊佛像时，看护的人来了，于是只好放弃。
他们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这三个人就是住在卧龙寺隔壁的罗发荣和妻子以及大儿子罗成。在这之前，卧龙寺成了县上学习班基地，随之掀起了“破四旧”“解放佛爷”的运动，好多被集中到卧龙寺的佛像又被人拉到洪家坑（今党校家属楼一带，为当年修城墙取土后形成的一个大坑）处理，泥塑的被推下去摔破，木质的被浇上煤油点着。老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对家人说：“我想把剩下的大佛像偷偷运到咱家来保护，成吗？”妻儿都表示赞同。
于是，一场挽救佛像的私人行动就立即展开了！
深夜，老罗带着家人，趁黑来到空无一人的大殿，把佛像用被子小心包裹好，然后从大殿转运到家里一间小房子的角落里，当时门里进不去，只好拆了窗户把佛像和台座分别转运进去，接下来在角落里照着佛像的尺寸，用单层泥基子盖了个三角形的掩体把佛像围住，中间留了个小口，做成平台的形状，摆放上碗碟，挂上一幅画，然后对外说自家的房子要塌了，支了下。
这样大概过了五六年的光景，佛像一直被小心地封存着，没有人看出破绽。初一、十五以及过年的时候，虽然生活很困难，老罗还是和家人一起，献两颗洋芋什么的，燃一对蜡，再点一炷香，做下简单的祭拜。
直到有一天，罗家突然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接把佛像拉走了。原来，尽管小心地保守着秘密，藏匿情况还是被人发现并传了出去，那天罗成不在，母亲告诉他，一帮人把墙放倒，佛像被掏出来运走了。
莫建成先生回忆，后来重见天日的佛像来到了文化馆，他找人将佛像抬到文化馆的库房，用掸子掸去尘土后，佛像顿时熠熠生辉。随后，他找了一块布景将佛像掩好，移到库房角落里藏起。这样一直放到“文革”过后才又抬了出来，在鼓楼展出了好几年，1980年维修该楼时，被挪到该楼的三楼存放。1985年左右被仁寿山的师父借走，供奉于山上的大殿，再后来又发生了韦陀佛像帽子被盗事件，于是释迦牟尼佛像又被博物馆收回。在这兜兜转转中，民间关于佛像文物保护的事情渐渐地沉寂下去了。
时光荏苒，保护过佛像的老罗以83岁的高龄去世，转眼已11个年头了，当年16岁的少年罗成也已是68岁的老人，如果不是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段往事，佛像的这段保护经过就要继续淡忘下去了。回忆这段经历，耿直的罗成老人仍很激动，父亲当年为了护佛，吃了多少苦啊！不仅分的15斤粮食一度被队上扣了，还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家人几年间的担惊受怕有谁能体会呢？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佛像始终在世，再没出过什么岔子，也算对得起他们一家当初的艰难保护了。(www.xing528.com)
这样看来，从卧龙寺转移出来的佛像自然是卧龙寺的了？罗成听父亲说，佛像是卧龙寺“大原爷”崇清老和尚从通渭担来的，崇清是峨眉山下来的师父，武山四门人氏（大原爷和下文提到的二原爷释崇道是兄弟俩，先后主持卧龙寺多年）。
但更多的证据指向了普陀寺。
北关普陀寺
首先是博物馆的档案资料，资料表明，普陀寺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该殿脊檩有明确的建修时间纪年，佛像来源是普陀寺移交。而杨慧之、陈仁两位先生在《清代以来陇西寺庙的兴废变迁》续文中“普陀寺”部分说，清朝康熙五年（1666），有个卢和尚（法名无达）朝拜普陀山后，募资奉请了檀香木精雕的释迦牟尼、韦陀、关公和观音四尊佛像，然后用扁担挑着佛像准备继续西行。但到达陇西后因劳累暂时栖居于北关，康熙七年，他不幸病逝，临终前托照顾他的胡姓居士建寺安座。于是，胡居士施舍土地，集资修寺供像。这样便有了普陀寺，而释迦像自然就是这时期在寺里了。这事也明确记载在1990版的《陇西县志》上，并指出普陀寺原为“补陀西院”，俗称“普陀寺”。据三元街一带的百姓传说，康熙七年，有卢和尚从浙江普陀山担着四尊佛像要去“天边仁寿”，一天晚上到了陇西的何家城门，又饿又累的他要投宿，但因担着“佛爷”，无人敢收留，东堡子的富户胡姓老汉见状，让他到自家的祠堂院歇缓，并端上吃喝招待他。第二天一早卢和尚要出发时，要挑的担子突然断了，卢认为是佛相中了这里，一打听此处有仁寿山，顿悟此地即为“天边仁寿”，于是停驻陇西，要安佛于此，胡家也慨然捐出西边的祠堂院，三元街的善男信女们踊跃募集钱款，普陀寺遂于康熙九年落成，因供奉珍贵的檀香木佛，名声大振，渐成周边县区一名寺。
传说故事并非空穴来风，但有几个疑点，一、无达师父从普陀山担来的似乎应该是体量较小的佛像才符合常理，但据现存的佛像和百姓的说法，这四尊佛像的体量是不相等的，释迦佛像比较大，这样担负走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即使莲花台和佛像能分开，可以背后背佛，前面担子里分别放三尊佛像和莲台，但还有其他行李物什，一路跋涉走到陇西确实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于是，有的故事版本中挑担的主人公又变成了两个，一个为俗姓陈的无达和尚，另一个为俗姓寇的结庐和尚，他们结伴而行，担着四佛来到了陇西。这样就很合理，但合理不一定是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其二，卢和尚的目的地也存疑，他要担着释迦等四佛去西天的印度？西天有“天边仁寿”？
疑问有待继续探寻。但佛像来自哪个寺庙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接着从两寺的建立时间再作判断。
按杨、陈两先生《清代以来陇西寺庙的兴废变迁》一文，“在距今400多年前编纂的《巩昌府志》中记名的陇西城郭及四郊寺庙祠坛46处”，其中并无普陀寺和卧龙寺，证明两寺至晚明时期尚无，清中期（约雍正时期）时普陀寺有了记载，但卧龙寺仍无。直至晚清同治前，杨凌霄的《陇西被兵记》一书才有鞑子营巷卧龙寺的记录，可见卧龙寺应建于清末时期。两位老先生是“根据见到的史料和耳闻目睹的情况以及向地方上的老人采访调查所得”而写，可信度较高，而释迦佛像的整体造型风格也符合明末清初时期，再根据流传甚广的故事应断定其为康雍时期，不会晚至清末。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像莲座下那个高大的描金红漆须弥座时，会发现柱头雕刻的两个人物交谈形象，很符合卢和尚和胡居士的故事特征，这也说明了佛像的所属时期及与普陀寺的渊源。
还有人证，91岁的三元街居民汪映江老人清楚地记得，在挪到卧龙寺之前，他见过释迦牟尼木佛一直在普陀寺暖阁的供桌上放置。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了：佛像的原出处是康熙时期建造的普陀寺，不应为晚清的卧龙寺。相比大量的普陀寺历史资料、民间传说、目睹者证据，佛像的通渭来源说显得单薄而孤证难信。
弄清了佛像来源，接下来我们继续还原它前面一段的辗转流落过程。
普陀寺建成后先后由卢和尚、陈和尚（陈爷）看管，他们去世后，再由丁姑姑、任姑姑看管（推测中间可能还有其他人），直到解放前寺庙被用作仓库，解放后又被用作农村医院、五一民校，这样，它逐渐失去了宗教场所的功能。1958年前后无处栖身的佛像被挪到了卧龙寺安放。这之后，佛像一直被妥善供奉于卧龙寺，直至“文革”时期差点毁掉，幸亏有罗氏的藏护和文化馆的妥善保管，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尊完整的释迦佛尼佛像。
最后，让我们向那些以各种方式保护过家乡文化遗产的人们和正在保护的人们表示敬意！感谢他们的贡献和付出，不管是出于朴素的初心还是自觉的保护意识，他们的行为都是值得敬佩和肯定的！
口述者：罗成、罗艺夫妇、傅宗林、汪惟江、汪映江、张玲娃、莫建成。特别感谢魏玉祥先生、杨继业先生、宽弘法师、常金菊女士、莫小捷教授为本文写作提供线索及帮助！感谢莫建成先生对相关史实的补充和文字的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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