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明智的重甲舰船建造策略 VS 日本脆弱的装甲舰队

1894年的夏天，伦敦《帕尔摩报》（Pall Mall Gazette）的一名记者请英国海军学者爱德华·J.里德爵士（Sir.Edward J.Reed）比较中日两国的海军实力。爱德华爵士参与了日本船舶的设计，但他认为中国更强，因为中国明智地建造了装甲舰船，而日本巡洋舰的装甲却很脆弱。

“抗打击力不太好？”记者问道。

“根本不行，”爱德华爵士说，“哪怕是威力最小的火炮。”

“就是说很容易就把它们打扁了？”

“这些船，”爱德华爵士冷静地说，“就算是最小的舰炮，也会让它们毫无防御能力……日本近年来投入建造没有任何装甲的新舰，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犯了大错。”66

爱德华爵士承认日本在战争初期可能会占优，但他认为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建造重甲舰船会成为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大败因。

许多人也都这么认为。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巴拉德（George Ballard）写道：“日本的舰队不如对手。”67还有西方的军事专家认为，江南制造局“完全有能力大规模生产战争军火，而日本办不到”。68中国庞大的军工厂要优于日本，这个观点广为流传，日本也甚为畏惧中国不断增长的技术实力。69

既然如此，日本为什么赢了？即便胜负已分，很多观察家也认为装备并非原因。美国海军部长分析了战局后还是得出结论，“中国的军舰，包括武器装备，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都比日本的好”。70著名海军理论家A.T.马汉（1840—1914）指出，中国军舰发射的30厘米口径炮弹——这是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极其厉害，它的威力“展示了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如果炮手的视野和瞄准都不出问题的话”。71

日本赢在了指挥和协同。就拿一件事来说：日本有精细而灵活的计划，一位日本学者认为正是这样的计划“让日本大幅领先中国舰队”。72日本的指挥官决定必须尽速控制黄海，以便向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投放登陆部队，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将战火烧到北京。他们意图做出一次清晰的军力展示。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强大的海军同样也想控制黄海，所以他们还有另一个备选计划：确保朝鲜处于控制，以拱卫日本海岸线。73

中国就没有协同一致的军事计划。手握绝大多数清军控制权的李鸿章一开始企图避战，希望描画日本为侵略者，以求西方干预。当日本渡过黄海向朝鲜运兵时，他本可以以强力海军阻击之，但他没有这么做，西方的反应也未能如愿。他无所作为，导致日本轻轻松松就占领了汉城，之后便向平壤开进。守卫平壤的是一万五千名北洋军。清朝北洋军作战英勇，有文献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言怯懦畏战，不堪一击”。74恰恰日军也并非劲旅，苦于后勤不畅。75日军最终占领了平壤，得益于强力的指挥，以及中国将领并未趁他们渡河时半渡击之。76北洋军惨败后撤出了朝鲜半岛。

日军还从海上发起了进攻。1894年9月17日，平壤之战一日后，一支日本舰队遭遇中国北洋舰队的核心，爆发了著名的黄海大东沟海战（Battle of Yalu River）。清舰实力不俗，特别是两艘主力战列舰，正是爱德华·里德爵士所谓能把日舰打扁的那种类型。日本舰队的铁甲多半不济。并且，清舰的大炮口径要大得多：30厘米口径的大炮八门，而日本仅有三门。77不过日舰总排水量要比清舰大得多，前者是36462吨，后者为32915吨。78还有，日方的大炮大多更小、更新、更易瞄准。79

中国人或许本可以取胜，但他们打得太差。按当时人的分析，中国的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采用了很有问题的阵型，把最有攻击力的战舰放在中间，稍弱的放在了两翼。80这样既暴露弱舰于日方炮火，又克制了自己的铁甲巨舰发挥十成的火炮威力。81

世人也常批评丁提督的作战命令。据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巴拉德（1862—1948）所说，命令“简陋得很，基本原则就是一旦开火舰长可以自行见机行事”。82巴拉德还说：“这样的命令明显无法有效统率舰队，实施统一战术。他不是对舰队指挥一窍不通，就是完全不在乎舰长们的通力合作。”83

丁汝昌不信任下属可能也没错。中西方的历史学家都批评这批下属无能。84丁本人旗舰上的一名军官于丁还在望台瞭望之时发炮，导致丁汝昌腿部负伤，余下战役全无行走能力。85还有两名军官临阵脱逃，致余人叫骂不止。86

日军抓住这一时机，迅速击沉了北洋水师最弱的军舰，然后集中火力对付铁甲舰。美国人马吉芬受聘指挥其中一只铁甲舰，他描述当时的情形为：日军严守阵型，不计中方其他小型军舰的骚扰，“围住我们的两艘铁甲舰，狂风暴雨般猛攻”。87

马吉芬称赞中国船员军纪严明，勇敢无畏，但也喟叹他们弹药不足，尤其是缺少可爆炮弹。非可爆炮弹不管准头如何，终究是威力远逊。比如，一艘日舰被两艘铁甲舰夹击，遭到近距离平射。马吉芬写道：“这简直不可能失手。我们觉得它完蛋了，只要我们用了炮弹，这就是毫无疑问的。结果，我们的炮弹从船头射向船尾，横跨对角，却不能造成什么重大损伤。如果换作是一颗可爆炮弹，结果可想而知。”88合适的弹药不足，成为贯穿战争始终的一大问题，甚至有报道称，有的炮弹里面装的是沙子而不是火药。89

马吉芬和同僚不停开炮，直到膛中只剩下三发炮弹的“最后时刻”到来。90他们以为必死无疑，但日舰也停止了射击。马吉芬感觉“停火……就是个奇迹”。91但今天我们知道，日本统帅伊东祐亨（1843—1914）下令停火，因为他并不知道敌人已经弹药耗尽，对能否击沉这两艘铁甲战列舰也产生了怀疑。92这一瞬间的宁静，中国两艘主舰聚拢余舰，向港口归去。伊东祐亨也无心再战。我们在回顾中认为是日方胜利了，但在马吉芬眼中，他认为是平手：“两边都斗入了僵局。”93美国海军部长同样认为黄海海战“差不多以平局收场”。94

铁甲舰还能再战，马吉芬却不能。他伤势严重，回了美国。在医院病床上，他口述了战役经过，其价值无法估量。95他伤重难愈，浑身病痛。有文字说：“他坐在门廊……同别人说着话，然后突然说‘抱歉’，因为黄海海战遗留在身体里的弹片戳破了皮肤……（他）掏出一把小刀，卷起衬衣，把弹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挑了出来，毫不拘礼。”96他最终开枪自尽。97

两艘铁甲舰修复之后，欲再挑战争大梁。乔治·巴拉德说这两艘战舰“完全能对付六艘日本最好的战舰”。98可是大清没有再用它们。99指挥官但凡尚有余勇，本可以用它们来袭击日军的护航船，或守卫辽东海防，但北京政府却希望它们一刻不离，将其消磨于护航任务之中。其中一艘舰——就是马吉芬指挥的那艘——触礁搁浅，直到战争结束再无大用。《纽约时报》说得好：“中国败了最重要的一仗，海上威风不再。”100这艘舰的管带林泰曾（1851—1894）是林则徐的侄孙，事后服食过量鸦片自杀。下葬时有人唾其棺木。101

日本趁势迅速夺取了大清辽东半岛的港口，少有像样的抵抗。有时还发现清军弃守的大本营里给养和弹药充沛。日军不但统率有力，训练也精良。他们的给养充足，医疗更佳；军需部负责给养，医疗队照顾伤员。清军一样都没有。大清陆军苦于后勤乏力更甚于装备不济。(www.xing528.com)

1895年2月，日军攻下了大清重兵把守的威海卫。威海卫的防卫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设计的，装备了新式大炮。此役北洋水师余舰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沉。大清一败涂地。水师提督丁汝昌服过量鸦片自尽。清廷决定和谈。

和谈漫长而荒唐。为贬低日方，清廷派出谈判的是低级别官员，后被召回。最后大清派出了李鸿章，和谈中他被一名日本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子弹射中面部。西方外交官约翰·W.福斯特写道，这是“中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流的最有用的血，全世界因此向他投去同情，日本的谈判代表也对他切切关心”。102李鸿章却得不到国人的同情。他被革除职位和爵位（后来访日时又恢复了），甚至被迫向政治对手行贿。103今天还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李鸿章在中国战败中领导不力，是“军事蠢材”。104李鸿章本人在战时和战后也希望为自己正名，故意泄露（或别人以他名义泄露）了一些文件，以说明他一直敦促朝廷备战日本，一直呼吁为军事备战划拨专款，奈何款项迟迟不至。105这些文件和一些别的证据说明他不该承担所有罪责。1894年4月的战争前夕，他仍在疾呼增加战舰、加固城防、加强练兵。战争期间，他仍在控诉朝廷畏葸不前，拖延批准他专款和专物的长期请求。106

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呼吁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权。1874年至1875年间甚至为此发生了一场辩论。李鸿章获得了广泛支持，提议应该有一统帅人物统领陆海两军，并负责采购和生产之事。107统帅手下应为一支统一的海军，还有一支中央陆军，而不是各自为政的现状。但经过八个月的争论，提议被驳回。相反，清军被分为北洋、南洋两支，专款亦是不足。108李鸿章在1884年旧议重提，请求建立国家海军，再次遭拒。109

所以大战临头时，李鸿章仅有北洋舰队可遣，中国剩余海军几无支援。本·埃尔曼（Ben Elman）写道：“中国的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不能协同成为其一大劣势，而日本，他们驻扎于横须贺的舰队是完整归于一个中央司令部指挥的。”110

清政府何不建立一个指挥中枢呢？因为害怕造反。111大清国的思维里融入了分散权力的因子，这是“精心设计的制衡系统”。112官员的职责、权力链被有意模糊，避免某个人获得太多的权力。这造成了指令系统的紊乱，却不是因为保守思想或儒家文化。就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所写，障碍“不是意识上的，而是制度上的”。113

李鸿章的军队还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1871年到1892年间，北洋军队的拨款下降了三分之一还多。114海军长期苦于经费不足，还有学者最近表示，当时“海军需要大量的年度专款来购买、建设、养护军舰、陆上设施、海军学校和人员”。115为弥补军费不足，李鸿章经常临时向中央政府请款，还要向地方大员求助。116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清政府不出经费不仅是不愿放大权于李，还在于它本身财政就出了问题。19世纪末期，清政府税入大概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且这其中包括朝廷对新交通工具的提成以及关税收入，不过都用在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117这要比其他19世纪末有据可查的国家军费平均值的一半还少。118雪上加霜的是，新收入和海关关税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都资助了颇有希望的改革事业，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却投入了其他民用和军事项目。119同时，清朝没能建立财政国家（fiscal state），所以它不如日本，它不可能为军事投入借到钱。120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建立财政国家上早早失败，是因为和欧洲比起来他们战争太少。而最近又有著作称，19世纪中叶的战争确实刺激中国发展出了财政国家的雏形。121不论怎样，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到了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完全被经济问题束缚住了。

大量资金流向了陈旧无用的兵种。李鸿章等人建议削减旧军规模，节省开支以发展新军，但无济于事。122清政府害怕得罪权力集团，特别是军队中的既得利益团体。123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才开始瓦解旧有的八旗制度。124

相比之下，日本轻装上阵。19世纪60年代末至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抛弃了旧有的军事制度，废除封建诸侯制度和武士制度，全身心地拥抱新制。125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改革和清帝国的改革的话，我们会发现二者的背景实在类似：权力分散，资源无法有效调配。在中国，大部分改革其实都是省级官员在实施，比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而不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日本也是类似，1853年到1867年，德川幕府还政于明治天皇之前，日本的主要改革都在诸侯一级，比如萨摩、水户、长州之类。126当幕府自身寻求集权化改革时，道路就变得崎岖。理查德·史密斯写道，德川改革末期“并不比（中国）同治时期（1862—1874）顺利”。127但随着明治时代（1868—1874）中央权力逐渐增强，日本的改革就愈加深化和集中，清帝国的改革则越来越随性和分散。

历史学家批评清朝败于保守主义，并不全然无理。君不见1866年至1867年一事。当时改革派的恭亲王（奕䜣，1833—1898）和文祥（1818—1876）建议创立天文算学馆，教授和研究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这是个大胆的计划：新部门不但要研究先进学科，还要教授翰林——皇家最负盛名的学者们——学习西学。128这个计划遭到了以大学士倭仁（1804—1871）为首的儒家学者反对。倭仁怒斥如此是奉夷为师，更何况是烧毁了圆明园的夷人（倭仁是蒙古族后裔）。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修身明德，而不是学习“术数”。129恭亲王、文祥一派强烈反对，但倭仁一派让前者的提议蒙上了质疑，甚至造出前者卖国的谣言。最终，著名学人都不愿申请入学，计划遂废。130

不过，倭仁的论点并不比他的对手有更深刻的儒家学理、更深湛的“中国文化”，甚至哪怕是更深符清朝的政治文化。双方论点所用都是儒家词汇。而且，就是权力极峰——慈禧太后——也并未完全同意倭仁，她也不支持恭亲王。太后本人的合法性尚有疑问，她选择两不相帮。131保守主义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清帝国正在加速失灵。

军事实力全凭国家实力，世界进入近代之后更是如此。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大英帝国成为伟大帝国并不仅凭船坚炮利，更是因为英国人极有效率地资助、保障、控制了他们的陆海两军。132日本军事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前十年大幅跃升，也证明了同样的观点。所以，尽管1894年大多数观察者认为中国舰队可以匹敌日本，或许更胜一筹；尽管许多中国的步兵装备优于日本，清政府其实是分化的、无能的，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得不到好的给养供应，没有好的指挥带动。日本军队众志成城，中国军队一盘散沙。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全球划时代的事件。日本得胜后被视为重要的军事强国、“东方的美国”。133中国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孱弱、可笑的对象。

对于本书主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中日甲午战争是黑火药时代最后一场主要战争。19世纪80年代，化学家研究出了无烟火药，比传统黑火药更清洁、威力更大。134中国改革派也在苦思无烟火药之法，甚至有证据认为他们在1894年就用在了与日本的战争中，这也使得有观察者认为中国兵器“更胜日本一筹”。135

不过，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无烟火药才被大范围地采用，特别是美西战争（1898年）和布尔战争（1899—1902）之后。无烟火药产生的残留物更少，更易发展出速射火枪，哑火的概率也更小。同样重要的是，使用无烟火药士兵不会因为射击时的烟雾暴露位置。著名的例子是布尔人使用无烟火药隐藏狙击英国士兵，所以英国人也迅速使用了无烟火药。

中国同样使用了无烟火药。义和团起义（1898—1900）时美国士兵就因为搞不清中国枪手的方位而苦不堪言。136美国封锁了对中国的无烟火药出口，中国就自己生产。137日本人也赶紧拥抱新技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利用无烟火药占得了先机。伟大的俄国化学家、元素周期表发明人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在19世纪90年代发明了一种不错的无烟火药138，但俄国人仍然大面积使用所谓的“褐色火药”，也叫“半无烟火药”。139这是个重大失误。一个英国人分析道：“俄国人不用无烟火药，往往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日本人就不会。”140他总结道：“不用无烟火药是他们对战争首要原则的重大忽视。”141

20世纪初，黑火药时代结束了，黑火药只留存在了鞭炮中。实际上，那时变成了烟火表演的黄金时代，最受欢迎的表演就是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上演的“中日战争”。评论家写道：“这是最盛大的露天剧场公开表演。”142观众坐在一片人工湖前，欣赏演员重现那场战争，以宁静的日本开场，在烟花怒放的威海卫海战中达到高潮。现场观众表示：“太真实了，栩栩如生，惊心动魄。中国舰船的沉没，水手溺水的惨叫，日本人获胜的喧闹……大炮裂空，步枪不停……烟尘火焰交织，如梦似幻。”143

中国，火药的诞生地，此刻变为了消遣甚至讥嘲的对象。正如《纽约时报》1895年的头版文章写道：“中国还停留在以前，丑陋地存在于世界。”144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