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改革失败的原因：政策不确定性与对抗政治

历史学家习惯批评“儒家思维”。约翰·罗林森提供了英语世界最有洞见的观点，虽然他的解释略有不同，但他也认为最大的阻碍是儒家文化：“中国不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试验开支，也不是缺少技术条件……主要问题是官员们对试验的抵触。”61他写道，儒家价值观过于关注道德层面，正直的官员轻视工艺、战术和技术。“外国人的技术思维，比如蒸汽战船中的技术思维，是被看不起的。”62罗林森在1967年发表了这番言论，那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儒家文化导致了中国现代化失败。20世纪70—80年代，此类正统观点才在中国学者中松动。63

儒家文化并未阻止林则徐和魏源对外国工艺和科技产生兴趣，这点毫无疑问；我们在本书中也看到了许多其他儒家官员毫无负担地以外国技术解决问题。64所以如果说儒家文化是改革的桎梏，那也是脆弱的桎梏，并不比基督教对于西方科技的影响更大，也比不上欧洲贵族传统对于武装枪炮的影响。再者，儒家流派繁多，更不必说中国文化长河中浩若繁星的其他哲学和意识形态了。拿魏源来说，虽然他是儒家学者，但受到今文经学一派经世思想的强烈影响，这一派思想有中国传统法家的源流，视治国术以财政、权谋，而不单是道德。65

还有人归罪于皇帝本人。他当然脱不了罪责。他时常摇摆不定，做出的指令让人迷惑，任用官员如走马灯——任命，降职，处罚，赦免，复职。林则徐1840年被革职流放新疆，1845年复职。林则徐在广州的继任是琦善（1786—1854），但皇帝派去三名官员架空了他。琦善突然之间就被投入囹圄，解往北京，判处死刑。不过之后死刑改为充军，1842年又获复出。

诚然，皇帝有时惩办下臣并非心血来潮。他常常抓到他们知情不报，或干脆欺君罔上。林则徐的失势正是因为他没能及时示警：英军停止进攻广州后准备北上。琦善被革职是因为他背着皇帝与英国人议和。但还有一些时候，欺君是会得到嘉奖的。1841年，奕山（1790—1878）为了不让英国人进攻广州，答应支付他们六百万银两。他知道不能如实禀报，而且要让皇帝感到此事只是一件他的慷慨之举，于是编出英国人卑躬屈膝地求款还债的情由：

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即唤通事询之，据云要禀请大将军，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称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耗折，负欠无偿……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不敢滋事。66

如此一来，奕山把丢脸的赎金说成是慷慨的援助，于是皇帝赏了他白玉翎管。如出一辙的是1842年，满人贵胄奕经（1791—1853）虚构了一场海战胜利。他报告几十艘英国军舰被击沉，好几百英军烧的烧死，淹的淹死。皇帝赐了他双眼花翎。67不久皇帝改了主意，接着又改了主意，好一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命令：奕经必须回京禀明详情，不，奕经还是留在南方，不，他要来北京，戴枷前来。奕经被判死刑，然后减刑。68接着下狱，赦免，发新疆任职，又免职流放，再起用，最终奕经死于疟疾。69

摇摆不定的政策损害了改革的延续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皇帝“对海军改革一知半解，热情稍纵即逝，其效果无非是劝说了几名官员，而那些油滑之徒不过是去西洋军舰上看一看而已”。70这么说也太过悲观，要知道，中国皇帝可是居于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系的顶端，他不知道他的左膀右臂何时会说谎，何时他们的攻讦是出于事实，何时是出于党争。

看看林则徐的遭遇。他被皇帝罢黜后，给师友写了一大批信件自辩清白。他的罪名是在英军离开华南北上之时不曾向朝廷预警——这并非污蔑。英军抵达黄河口危及帝国安危，皇帝大惊。林则徐自辩时声称他发出了警报，是别的官员无动于衷，尤其是他的政敌和继任者琦善。琦善统率黄河河口的堡垒防御，林则徐认为他根本没有履行守土之责，而他本是知道英军的动向的。他更指责琦善，在皇帝派他代替自己主政广州之后，没有保护好广州。林则徐说，皇帝只有让他留在广州，才能打败英国人，中国才能免于受辱。要是任由琦善等卖国之辈留在任上，则战争不战而败，城池不攻自破。

事实上，就算林则徐留任，大清国也是必败无疑。英国比他们强大太多。一批满人皇亲和蒙古官员深知如此，纷纷反对林则徐的说法，坚持中国应与英国缔结和约以自保，然后利用和平以自强。历史学家詹姆斯·波拉切克把这批人称为“改革禁卫军”。71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改革禁卫军”输掉了论战。林则徐的支持者此呼彼应，在文人圈子里形成了回音效应，不断重复错误诠释，导致自己也相信了。72林则徐一派认为，中国输掉战争是因为奸人误国，而非军事落后。1850年，林则徐派成功让“禁卫军”的领袖下台，“禁卫军”瞬间瓦解。历史学家称，如此一来，林则徐派毁掉了改革。林派取胜后，朝中不再关心怎样投入财力和人力建造舰船、生产大炮。本就捉襟见肘的政府，其军事改革渐渐沉寂。(www.xing528.com)

那么改革是死于党争了？有这个因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本身的难度。1840年左右的科技鸿沟比一个世纪前要宽得多。大多数中国官僚甚至不足以认识自己的无知。正如王宪群所言，中国官僚“知道西洋火炮厉害，也知道从西洋引进火器刻不容缓。但除此之外，他们对明轮船……是一系列科技发展的产物一无所知。蒸汽技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73当然了，我们已经看到，丁拱辰和郑复光弄懂了蒸汽发动机的道理，写下了令人信服的原理解说。但就是他们，也无法造出一台真正可用的蒸汽机。只明白原理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工艺和工具，特别是工程绘图和机床。再者，尽管中国人懂得了如何生产西洋新炮，但他们不懂如何运用数学，而西方炮手利用数学理论让炮射得更准。试举一例：丁拱辰的文章里有介绍新式野战炮和臼炮的文字和插图，但一说到瞄准和弹道计算，其文字就像是写于弹道革命之前的了。74

王宪群认为中国需要更多时间：“中国人实践了二十年之后，终于认识到他们必须同时引进西方的科技和西方的工程传统。”75这么说是太宽厚了。1840年至1860年根本没有持续的实践。改革的星火在19世纪40年代燃起，1850年左右就灰飞烟灭。如果中国人的实践能持续19世纪50年代，或许他们会早一点打破技术障碍。

为何改革会止步于1850年？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党争，但是在所有原因的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之后，鸦片战争不足以诱发清帝国进行它所需的深层改革。1842年夏天，英军包围了南京，大清国朝野恐惧了，他们害怕帝国分崩离析，但恐惧只是暂时的，当情况明朗，英国人可以因为退让而得到安抚——赔款、某些口岸的贸易权以及租借香港——恐惧就消散了。反改革派成功地提出，战败是因为出了投敌卖国的奸臣，改革的注意力就从科技转移到了个人身上。

推行改革要冒巨大而持续的风险，因为乐于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必然不肯让位。76只有在对决策者和精英同时有所触动的时候，改革者才有机会获得改革的动能，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的“系统脆弱性”。77要产生这个效果，地缘政治不安全感是关键因素。所以20世纪下半叶，身处毁灭恐惧之中的韩国和新加坡等，都成为了“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案例。有学者说：“安全制造了差异，不只是大差异，也是小差异。”78千真万确，你完全可以这么来看，1500年至1945年的欧洲各国之所以强调军事、经济、政治和技术改革，是因为它们和20世纪的韩国等国一样，面临着安全上的持续威胁。然而，19世纪的前五十年，大清没有遭遇这样的局面。

我们都用不着21世纪的社会学家来指出这一点。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一位英国的报纸编辑回忆起拿破仑的预言：如果中国遭到攻击，“它会从法国，从美国，甚至从伦敦得到技工，得到造船师；他们将组织舰队，假以时日，打败你”。79这位编辑承认普遍报道的情况，中国在建造新的欧式舰队，在兴建更好的堡垒，在延请欧洲人教授他们炮技，但他认为这于事无补。他带着帝国的傲慢写道：

最近的奋起，持续时间太短……民族屈辱感也局限太窄，不能在中国人中引发大范围的共识，认为他们打仗技不如人，其他方面也技不如人……经验告诉我们，在英属印度，不管是卑微的拉贾还是好战的酋长，痛打他们一次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认为再次与中国交手势所难免，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还是会赢；但是这一次，中国人将不得不彻底承认自身的落后；如果是这样，他们的下一次失败，或许，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声。80

照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说，中国只差另一场失败。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场失败来得势如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