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起源：林则徐与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这一次运动事实上要比一般认为的深入得多。我们来考察林则徐（1785—1850）的例子。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是他点燃了战争的引信。有历史学家批判他，认为他盲从儒教，固执地认为中国能以一支农民义勇军战胜英国；还认为他既扮演了公共道德良心，又为了仕途而欺骗。21这般论断没有错，不过林则徐还有一面，他领导了对西方及其技术的系统性学习。

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勒令停止鸦片贸易。他很快成立了一个翻译班子。有史料说这个班子每日阅读西洋报纸和文件，草拟报告。22另有资料说班子里有四位主要译员，均为通晓英文的中国人。一位叫袁德辉，在东南亚学习的英文和拉丁文。23还有一位是19世纪20年代时在康涅狄格的康沃尔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但他的英文知识并不精湛。24

历史学家对这些译员的英文水平多有批评，林则徐本人也谨慎对待他们上交的译文，经常让别人再校订审查一遍。25不过至少有一人，西方人也认为他“有轻松、准确读译日常报章的能力”。26这个青年就是梁进德（1820—1862），中国著名新教传教士梁发（1789—1855）的儿子。梁进德的求学之路本来前途无量，老师们为他半途而废投奔林则徐大摇其头。不过他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林则徐“谆谆相劝，并且许诺甚厚”。27他们也确实为林则徐的诚意所感：“林则徐为了这位年轻人能辅佐自己……靡费甚重，这是中国最高阶层爱惜通晓西文、西学之材的明证。林则徐待这位年轻人不薄，俸禄丰厚。”28

梁进德等人主要翻译报纸和杂志，但也尝试学术著作，包括国际法，还有更重要的——地理学，休·莫里（Hugh Murray）1500页的《地理百科全书》也翻译了部分。29这些译文、译本后来被林则徐和其他人广为宣传。30

林则徐还表现了对西方火炮的兴趣，采购过二十来支用作广州的防御。31他还花大价钱买过一艘英国军舰——“坎布里奇”号（Cambridge），舰上装备34门舰炮。英国人也讶异中国人把这艘军舰打理得威风凛凛，“火炮井井有条，消防桶分散在甲板上，一切干净严整”。32真可惜，我们不得不炸毁它，因为这样可以“长期大范围地让中国人害怕”。33“它太老，也没什么用了。”34一个小时才烧到火药仓，不过爆炸效果很理想。

“坎布里奇”号的命运预示了林则徐的采购无力改变战争的走向。英国人轻而易举就打败了他的新炮舰，他无用的英国舰，还有他新购的大炮。

林则徐知道，军事现代化是个长期过程。1840年，他密奏道光皇帝，勾勒出一个长期计划：

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35

用外贸关税充实军事现代化之用完全就是二十年后清政府的做法。

不幸的是，写完这封奏折，林则徐便失宠于道光帝。英国人现身黄河口，逼近北京，中国皇帝大为震恐，他认为林则徐早应该向他预警，于是革其职位，发配距北京两千公里的新疆。林则徐的翻译工程、采办项目，还有他发起的现代化尝试中断了。

他随后官复原职，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再次求助于西洋火炮。作为陕甘总督，他仿西洋炮，造西洋炮架，用西洋可爆炮弹。他写道：“臣曾见洋炮有空心弹子之法，名为炸弹，因密授匠人做法，即在臣行署，督令试铸……一炮可抵十数炮之用……现就炮口尺寸，多制土模铸造应用。”36

可能更重要的是林则徐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在宣传他的思想。最重要的一位是魏源（1794—1857），林则徐把笔记和译文都给了他，后者写出了著名的《海国图志》，经三次修编，篇幅增加了一倍有余，从1842年第一版五十章，到1852年第三版的一百章。魏源在书中的建议亦是林的建议：码头和火器厂应建在广州附近；应雇佣法国和美国专家教授航海和火炮知识，监造中国的火炮和舰船；应筹专款监造蒸汽船。他甚至建议科举考试考察海事知识，包括西洋蒸汽船的造法。他写道，只需两百五十万两白银，西人所长之技皆可为国人所掌握。37这部书不单写技术现代化，魏源还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外交手段对付英印帝国。38不过西化是他计划的重要组成。

魏源是主张西化的著名先驱，但他不是唯一一个。林则徐把他的材料给了许多人，他们都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比如，林则徐流放前在宁波盘桓一月，与宁波地方官员龚振麟有一次会面，龚振麟就是制造人力桨轮船的那位。39他的船大概就是从林则徐带回的英国蒸汽船照片上得来的灵感。战争过后，龚振麟设法往船上加入蒸汽机，和两个帮手造了个蒸汽发动机，还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40他还发明了铸造铁炮的新法，铁模具和工艺似乎比同时代的西方还要先进。41他在一本书里写下了自己的试验经过，而这本书也被魏源编进了《海国图志》。42(www.xing528.com)

志同道合之士还有不少。汪仲洋在镇海附近建造明轮船；长庆在广州附近建造明轮船，并与官方、学者一起开发更有用的炮舰。43另一位广州人潘仕成建造了一艘混合动力的双甲板船，镀铜船身，装备英制大炮。他还模仿英国技术试造大炮。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研制出了一种水雷。44还是在广州，水师提督吴建勋在一艘美国三桅船的基础上造了一艘混合动力戎克船，用西洋缆索，装备舰炮五十门。45

不过最了解西洋海军技术的还要数丁拱辰（1800—1875），他是第一个准确地在书中描述蒸汽动力的中国人。他居住在广州，1841年就开始试验蒸汽发动机，并且造出了样机，记载于他的《演炮图说》：“造小火轮船长四尺二寸，阔一尺一寸。放入内河驶之，其行疾，惟质小气薄，不能远行。虽小大之殊观，亦效法之初基。”46

丁拱辰对蒸汽机的描述有里程碑之功，因为蒸汽动力的机械原理在当时还困扰着绝大多数的国人。满人钦差大臣耆英——接过林则徐之职——里外查看了一艘蒸汽船，大惑不解地猜测其机械原理：“中设水火二筒，燔以煤炭，火炽烟升。内外有轮，机关灵便，大约暗运钟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是以不待风帆而行驶远速。有传为以人力牛力转轮者，乃系臆度之论。”47满腔疑惑的众官员偶尔会求助于骗子妄人。1841年，一名宁波的家丁称他粗通蒸汽船之法，并用木头、竹子，中间插一根蜡烛做成了一个模型。模型看来是成功了，但江苏、江西和安徽总督延聘他建造更大的样品时，此人没有交货，推说是没有能工巧匠的缘故。于是计划流产。48

就连丁拱辰也造不出一艘原大的蒸汽船。为什么？他自己说：“惜粤东匠人无制器之器，不能制造大只。”49“制器之器”，说到了重点。就如历史学家王宪群所言，缺少精密机床成了丁拱辰和后继者的巨大障碍。50精密的车床、刨床、铣床在英国是18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1815年左右机床的精确度和需求量大幅增长。51工程师利用它们来生产活塞、气缸，二者咬合天衣无缝，精度前所未有；螺钉和螺纹严丝合缝。手工匠人，无论如何技高，也不是对手。工艺差之毫厘，功能则谬以千里。

另一短板则是工程制图。欧洲工匠据此将设计转为生产。而中国的工程图对工匠来说则近乎一无是处。丁拱辰画出了西洋机具的工作图，也用上了西方的惯用手法（比如用虚线表示内部的零件），但还是不能让工匠明白蒸汽机的工作原理。52他的朋友郑复光对着他的画和文字，百思不得其解。53只有亲眼见过一台或许是丁拱辰带去的工作中的蒸汽机之后，郑复光才明白了原理。不过，他1846年在写作中所附的图示，比丁拱辰的还要糟糕。54

当然了，没有机床，没有制图，也能造出蒸汽船——只不过是很拙劣的那种。在广州，一个叫潘世荣的人雇用了西人工匠，造出了一艘小蒸汽船，除了它运行得不怎么正常，我们对这艘船知之甚少。55更有趣的是，大概在潘世荣和丁拱辰造蒸汽机的十五年前，一名孟加拉铁匠不劳欧洲人协助，就造出了一台蒸汽机。1828年的《加尔各答公报》记载：“巴拉克普（Barrackpur）附近的提塔休（Tittaghur）的一名铁匠，果卢克·琼德尔（Goluk Chunder），没借助任何欧洲工匠的帮助，就造出了一台蒸汽机，目前正在展出。……本地智慧和仿制工艺绝顶高超的例证，值得嘉许。”56

我们必须指出，以上中国人制造大炮、制造蒸汽船的诸多努力并非孤立事件，也非“只是一些少数先行者”的杰作。57军事问题和海军改革开始成为朝堂之所系。纯文本分析表明，关于大炮的讨论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清实录》中，整个朝代出现“炮”或“砲”这个字，大约占到0.02%，而1842年飙升到了0.19%——即每千字中就会提到两次，达到所有数据中最高（见图表4）。虽然我们不能从此类基础分析中归纳出更多，但这个频度上的跳跃至少说明，清政府对军械的讨论是前所未有的。

确实，官方记录和信件往来都清楚地表明，就在此时，中国皇帝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1842年春，英国人正待沿长江而上，中国皇帝频频下诏，多数是询问详情。一次，他得知广东有一囚犯会造夷舰，立即下令地方官查明实情并上报。还有一次，他听说丁拱辰对造炮颇有心得，也去书询问。当他得知广州正在建造“火轮船”时，更马上要求报上图样来。58

图表3　中国火铳发展趋势图，1300—1450
纵轴是火炮的长度、口径比，趋势明显：1440年左右，中国的火铳长度相对于口径来说越来越长，或者说越来越接近欧洲15世纪末达到的所谓近代火器之集大成者的特征。数据取自图表2和李斌《明清火器技术研究》。其他源自非综述类著作的数据得出的趋势线几乎与此一致。数据见本人论文“Late Medieval Divergence”。

图表4　《清实录》（1644—1911）中出现的“炮”字
此图显示了涵盖清朝历史的《清实录》中出现的“炮”字占全文的比例。记录1842年的文字中有0.19%是“炮”字。大部分含“炮”字的文字都是在写英国对中国的威胁。数据说明战争激发了对火炮的空前讨论。实录包含了朝廷官方的记录和信函，每一任皇帝驾崩后选编而成以遗后人。此并非原始记录，但包含大量第一手材料，普遍以为可靠。

他勉励官员要造新炮新船，明确提出他需要和过去不同的新观念：“仅用传统方法建设战舰，是行不通了。（广州）总督和地方官受命研究图纸，雇用造船工匠，尽速建造大小战舰。”59他向沿海诸省官员发去舰船图样，让他们因地制宜地选择建造，回报情况，并令内地向沿海提供所需材料。这一阵政令疾风并未随战争结束而结束。停战后他劝官员不要满足：“战舰的大小、结构和装备……都不能囿于旧式和传统。”60

纵然如此，也鲜有佳讯。几年过后，风风火火的计划终归失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