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和平时期：清朝的军事领导与生锈的剑

如果我们调查公元900年至1900年帝国时代的战争记录，我们就会发现，1760年至1830年是战争频率最低的一段。（见图表1和附录图表2）7这一时段当然有重要的军事行动：东南亚战争（1766—1770年的缅甸，1788—1789年的越南）和中国内部和边境的讨逆战争，引人注目的台湾林爽文起义（1786—1787），华中的白莲教起义（1795—1804），以及打入紫禁城的天理教暴乱。8但除了白莲教和与之相连的天理教起义，没有一件是清政府承认的事件。正如一位研究中国军事史的著名学者所言，这些冲突中的大部分“都发生于中国中部或……帝国边疆的有限区域”。9

与明朝的相似时段比较——即王朝建立后大约一个半世纪之时——清朝彼时是没有重大的内部威胁的。反观明朝，则经历了艰难的王朝中期。开国175年后，明朝还在面临中亚民族的再挑战，以及海岸线上激烈持久的倭乱。后者不是从来就有，前者却是自古皆存。明廷16至17世纪急于试验新武器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感到长城之外有隐忧，都城有遭荼毒之虞，结果果真如此。再来看清朝的对应时期——18世纪中叶，清朝盛世承平，毫无忧患。他们称霸中亚，前无古人，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对内陆的侵扰。

中国史专家濮培德和魏斐德各自著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清或多或少受了成功之害。10清朝征服、平乱、扩张的时期满是腥风血雨，毁灭性的战争扫平了东亚和中亚地区，中国人口巨量减少。一俟统治建立，中国国界延展为史上最广，清朝直到19世纪中期都是不可撼动的。在1760年至1839年数代人时间的相对和平中，中国军事领导人不必改良，也不必从东亚之外引进新技术。朝鲜和日本此时也大体是和平状态。东亚居民此时不缺乏了解欧亚大陆另一端技术和战术的途径，但他们缺乏将技术和战术大幅提高的动力。

鸦片战争前，积累已久的军事差距明朗化，为观察家察知。1836年，一名英国记者匿名写作了一篇报道，提出如果把战争技术作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绝对标准的话”，中国是最低水平的文明。11他们的火药粗制滥造，颗粒不均匀，易受潮；他们的炮是旧款，炮管粗细不均，炮架原始。“炮身由藤条捆扎，放在木枕或硬台上，所以除了平射之外没法瞄准，除非目标正好在炮口正前方。”12单兵火器只有“劣质的”火绳枪，没有燧发枪、短铳，或者其他“火器家族成员”。13据他观察，中国士兵仍然严重依赖弓箭，不论其他武器多么拙劣，弓箭是“武器中最有效的”。14

记者写道，中国的城防仅仅是“城堡的初段水准；没有护城河，没有棱堡，没有斜堤，没有任何反制措施；这种阵地就像是一般军队里的工程兵为了藏炮，用一个晚上匆匆建造的临时阵地”。15中国的水师更是可笑，“荒唐得无法描述”。16记者写道，就是说一队新西兰的独木舟能打败整支中国水师，他也不觉奇怪。17（查尔斯·狄更斯在1848年水晶宫内看到中国戎克船时形容它是个“怪胎”。）18

中国少的不只是技术和工艺。这个记者观察到中国缺乏的是战备意识。记者写道，广州的部队在集合检阅时：

他们走进来，一个接一个，无穿戴，无兵器，无准备，恹恹欲睡。一个个戴着棕色帽子，穿着一个“勇”字的红黄色破旧长衣……穿城门，装模作样地在一名军官前一个个散开站好，此人可能是能找出的最高大的一个。一些弓，几捆箭，生锈的剑，开始表演一个好像在打仗的节目。士兵显然是为了震慑一些“蛮人”才起床表演，他们更希望这些蛮人还在长官的宅邸昏睡，等着守卫叫起。19

还有一次，欧洲旅行者看到，因为剑锈蚀得厉害，一名中国士兵怎么也拔不出来。20

在报道的结尾，这名记者表达了惊讶，中国的军事竟然如此落后：“我们看到了我们想讨论的问题。尽管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的军事实力被高估了，但我们还是被他们的落后和纯粹的愚昧所震惊……真是奇怪，这个国家竟然没有四分五裂。但我们确信：如果有外国给予其有力且准确的一击，这个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21关于大清会动摇到何种程度，他错了。不过当代的研究证实了他对大清军事能力的说法。历史学家刘鸿亮和张建雄做了一项耗费精力的研究，他们仔细对比了1840年前后中国和欧洲的火炮，得出结论：“在鸦片战争时期，英中两国在火炮技术和战斗力上的差距是事实……英军的创新和进步是全面的：设计、弹药、火药技术、击发结构，尤其是钢材的质量和产量，以及其他决定性的关键技术，比如火炮射程、发射速率、精度、威力，都大大领先于清朝。”22大清却裹足不前。刘鸿亮在他另一本书中说：“鸦片战争期间，清军的前膛炮和17世纪欧洲的大炮并无二致，……设计上无任何改进。”23

清军的大炮又笨又重，装填缓慢，射速低下，耗药量大。确实如此，清军布防在海岸的很多大炮是17世纪或者18世纪早期铸造的。当然也有例外。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省的工匠，他们能模仿西方的模子，造出更新一些的大炮，但终究不如英国的先进。不论如何，中国大炮是落伍了。24(www.xing528.com)

同样，当代研究还证明了，清朝的步兵也很落后。刘鸿亮和张建雄写道，军队“配备的武器六七成还是传统武器，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枪、单刃剑、弓箭、藤牌；而只有三到四成（的装备）是火药武器，其中最主要的是滑膛枪、重型滑膛枪、火炮、火药箭、动地炮等类似的东西”。25清朝的火绳枪和17世纪的相比并无多大改动。26（有趣的是清军不是唯一坚持使用火绳枪的非欧洲民族，比如在黎凡特和伊朗地区也是如此。）27

欧洲军队已经改用燧发枪多年，而英国正处在用火帽枪取代燧发枪的过程中。火帽枪无须借燧石打着火星点燃火药。相比之下，清军的火绳枪射击缓慢，使用不便，而且危险，英国观察者既同情又嘲弄地记述着。“每个士兵，”海军军官威廉·哈钦·霍尔（William Hutcheon Hall）写道，“都要带一根火绳或点火装置，装填时去点燃火药。因此，要是一个倒霉蛋受伤了，跌倒了，火药非常容易从口袋里撒落在衣服上，接着被他自己的火绳点燃，所以他要不是当场就被炸飞，要不就是衣服被烧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对火绳枪都有点儿敬而远之”。28

许多清兵在对战英国军队时都喜欢用弓箭，结果往往很糟，这是好运气的威廉·哈钦·霍尔发现的。霍尔的一名副将记录下了这一幕：一名中国军官，“沉着地瞄准霍尔船长连放四箭，幸运的是无一命中。如果这是滑膛枪弹，他必不能逃。一名船员马上举枪对准那个倒霉的中国军官，这一枪准确无误，中国人倒下了”。29有人想救倒下的清军将领，“因为他冷静、勇敢”，30但于事无补，因为“在激烈的交火中，每个人都不受控制”。31

历史学家提出假说，认为清军将领尊崇弓箭是因为弓箭在满族传统文化中有着崇高地位。32这是毫无疑问的，满族旗人在练习弓箭上所花的精力比用在火器上的多得多。33并且，清廷时常抑制火器的使用，蓄以渔猎专用。34甚至在军队内部，火器也有限制，汉族部队禁用威力最大的几种手铳，而专供满人使用。35与之类似的是不鼓励省级政府给地方军装备火器，以防叛乱。1778年，山东巡抚国泰奏请当地民壮操练火器，乾隆帝对此大加斥责。36另一位省级大员收到指示，把他治下民勇的鸟铳，“改为弓箭”。（“两江总督高晋建议把武科考试第二场的舞刀改为火器打靶……遭乾隆帝训斥……不动声色，将鸟枪改为弓箭。”）37此类压制只有四海升平的清朝才有可能实现，正如德川和平时期的日本也才有“放弃火枪”的可能。38大清当然没有放弃火枪，我们也不必夸大大清对火器的抑制。有时清朝官员也在积极倡导使用火器，比如18世纪早期，康熙皇帝就鼓励铸造西洋火炮以平海寇。39

清朝的问题不仅仅是废弃火器，它的军队常常疏于操练。历史学家发现在19世纪早期，中国一度兴盛的练兵传统也废弛了，变得“高度形式化、仪式化，毫不注意解决战争的实际问题”。40北京的八旗军中，鸟铳队一个月只训练五次，尽管他们也练习火枪轮射，但据一位美国目击者埃默里·厄普顿（Emory Upton）称，训练“只是做做操练的戏”。41

厄普顿描述道：一千二百名鸟铳手排成密密的一排，等待军官发令——军官根本不在操场，而是坐在操场边的帐篷里。信号一出，士兵们分成数排，但是“没有口令，没有步骤；士兵三两成群行进，说笑着，朝空中射击”。42射击过后，只听锣鼓、铙钹声响，转身再射。另一组持火绳重枪重复以上过程，训练结束。所有人“三三两两溜达回城”。43埃默里·厄普顿的文字写于1877年，此时中国军队已经提高了操练技术，采用了西方的操法，重拾了传统（受戚继光兵书的启发），但厄普顿的记述只能展示中国19世纪的训练是如何涣散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操练的标准大不如清初，欧洲人的操法则已经随着他们更加高效的新武器的出现而进一步精进。44

鸦片战争前大清的战备状态，正如英国匿名记者1836年提到的那幅画面：一柄锈蚀已久、拔不出鞘的长剑。欧洲人当然没有福分享受这样的宁静与秩序。整个18世纪到19世纪初，清朝是宇内平靖，欧洲是刀光剑影。后者在18世纪不如17世纪多战，但冲突依旧席卷欧洲次大陆——有奥地利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4—1763），还有最具毁灭性的拿破仑战争（1792—1815），震动着从马德里到莫斯科的各个国家，强烈地刺激欧洲不断更新战争技术。

战争刺激了火药及其相关技术的持续发展，但是地缘摩擦尚不是欧洲军事大领先的唯一因素。同等重要的还有欧洲深深根植于17世纪的实验科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