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人在16世纪早期引进了葡萄牙的佛郎机铳。16世纪中叶，他们还引进了体型更大、火力更猛的前膛装填火炮，同样是从葡萄牙人那里。4但是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船只带到中国海岸的火炮比中国当时的任何火炮都要厉害。《明史》记载，这类火炮不仅击沉船舰，还“发之可洞裂石城”。5“红夷炮”将改变中国的战争形态，它能洞穿中国的城墙。
说起葡萄牙火铳，第一批使用它的中国人是海上的冒险者，或海盗或走私贩子，他们在1620年左右已经装备了佛郎机铳，甚至还能制造。不久，明朝政府也掌握了造铳技术，并在沿海各省推行。例如，1624年，福建和浙江都督俞咨皋就铸造了一批“红夷”铁炮。6
还有一些沿海官员是从海难船只那里得到红夷炮的。1623年，一支中国打捞队从英国失事船只“独角兽”号上找到了二十六门大型火炮。这些巨炮或拖或扛，或搬或抬，被一路运到了北京，全程达两千多英里（约3200公里）。我们从名叫邓士亮的官员笔下，了解了1625年他负责的一次打捞工作，工作进行得十分认真严谨。他和队员首先要确定沉船的位置，他们一开始在沙滩上找到了一枚铁炮弹，所以残骸应该是在附近水域。他们一找到位置，就潜水、打捞，用了一个月，终于发现了火炮。这时工作才开始：
架设以大船，装满土石，重压水面，用铁链系铳耳，仍令去其土石，而船轻上浮，以天车绞之（火炮就被吊出水面了）……获取大红铜铳两门，其铳精光炫耀，人间异物，不知何年沉贮。7
这样的打捞还有多次。有时捞出的火炮就归打捞人所有。有的火炮威力和准头仍然不错，由此闻名。8大部分情况，火炮都被解往北京。
明廷需要火炮。从17世纪10年代起他们和满人的战争就愈演愈烈。除了倒序仿制捞起的火炮，他们还雇用在西方铸炮厂工作过的中国工匠。比如澳门就有一家铸造厂，可以制造与荷兰新式火炮类似的大口径前膛炮，那里变成了全亚洲最重要的火炮生产地之一，一些产品还会回销欧洲。9许多中国人在那里工作，还有一些在西属菲律宾的炮厂。一些人带着技术回到中国，朝廷渴望利用他们的经验。10
明廷重视火炮，因为他们获得了一种明显优于满人的武器。满人纪律佳，装备佳，将才佳，但是火炮拙。为了抵御势不可挡的满人，明朝官员纷纷争用红夷大炮。1626年，著名的天主教徒官员孙元化（1582—1632）写道：“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11历史学家认为，在某些方面（比如数学），孙元化和中国的其他天主教徒夸大了中国的落后程度，但在火炮上，中国是真的落后。12这是有道理的。
他们的力量在1626年显露。满人首领努尔哈赤攻打宁远，败在了西方火炮之下，“一炮辄杀百人”。13努尔哈赤似乎为炮火所惊，数月之后的死多少与此有关。14胜利之后，明军杀牲而祭火炮。15
孙元化上书北京，催促大范围使用红夷炮。只要辅以合适的炮车、望远镜和瞄准机具，即可“命中无敌”，“用一以当千”。16许多人的做法和他一样。大多数官员都认识到了这种新武器的威力。兵部尚书梁廷栋（卒于1636年）就写道：“宁远克敌，（西方火炮）实为首功。京营止留伍门……非此不足御虏。”17
宁远之役后，对西方火炮的需求大增。1627年，明朝皇帝得知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一艘荷兰船上缴获了十门良炮，便派人去购得这些炮，连带雇了二十个葡萄牙炮师。澳门文献记载，来人身携诏书：“因澳门是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以谢皇恩。”18
澳门当局同意了，葡萄牙专家也到了北京，厚赏其劳。19葡萄牙炮师为明廷延聘，这样不是首次。1623年就有过一次：二十四名葡人进京训练中国炮兵。不过，那一次失败了，以“水土不服”为借口（其实是一小部分官员力劝送走葡萄牙人），葡人被尽数遣回。20而1627年这一次葡萄牙顾问成功完成任务，教习、演练，甚至实战。但是和上次一样，一些官员又颇有微词。一人写道：(www.xing528.com)
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桀，其心叵测……时而外示恭顺，时而肆逞凶残。其借铳与我也，不曰彼自效忠，而曰汉朝求我，其鸣得意于异域也！不日寓澳通商，而曰已割重地，悖逆之状，不可名言。21
我们不会将这些话阐释为儒家鄙夷外国技术，或是缺乏好奇。相反，他承认外国技术高超。他只是担心外国人“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22他建议把葡人替换为会造外国炮的中国南方工匠。相似的争论在中国19世纪的自强运动中也时有发生：到底要用多少外国顾问？要花多少精力训练中国自己的专家？
还有一些人则是彻底地反对学习西洋。反基督教的学者林启陆斥责西人“正度数”（以基督教为依据改革历法）和铸火炮二事。他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大骂对西人的倚重：
此辈之擅入我大明，即欲改移历法，此其变乱治统，觑图神器，极古今之大妄……区区一铳，能为国家万年计乎？从未见三代，唐宋以来，治历明时，防夷御寇者，俱用此碧眼高鼻之狡番为哉！吾且谓国家之大僇辱者此也，而反以此为荣，不亦丑乎！23
此文言辞激烈，林启陆的情绪也非他一人独有，不过惧外思想还是被开明的态度所压倒。学习西方的运动在晚明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战争创造了极大的动力去引进高效的技术，这大概是原因之一。
对明朝来说，不幸的是，1627年雇佣葡萄牙炮手的尝试却在战场上失败了。孙元化及其同僚把西洋火炮和葡萄牙顾问用得有声有色，但在1631年到1632年的冬天，孙元化部属孔有德（卒于1652年）叛变，于登州袭击孙元化。24孙元化的部队有二十门“红夷炮”和三百门“西洋炮”，双方激烈交战。葡萄牙文献记载，孙元化部队誓死抵抗，损失惨重。孔有德叛军得胜。一些葡萄牙人从城头跳进雪堆逃跑，孔有德占领了登州，缴获了那批火炮。25他最后投降了满人。26自1627年宁远之战后，满人就在建立自己的炮兵部队，所以孔有德的归顺正当其时。他的部队是直接在葡萄牙人指导下习练的火器技术，还赢得了“准如设的”27的美誉。孙元化被斥叛变有责，遭入狱、拷打，最后处以极刑，成为晚明暴虐的宫廷政治的牺牲品。
此时，技术优势转换到了满人一方，他们争相让红夷炮服役，重新给这种炮命名为“红衣炮”，因为“夷”字是汉人的蔑称。他们重整军备，把火炮部队建设成为汉人新军的核心部队。28这些炮兵部队表现极好，满人统帅认为正是它们改变了对明战争的大势。29
要知道很重要的一点是，明朝和清朝都没有照搬西洋火炮，而是做了改进。明末清初，中国人的冶金技术长于欧洲，这给了他们改动设计的空间。比如有一项复合设计是炮管内壁用铁，而外壁用铜。台湾学者黄一农描述了这个流程：“它巧妙利用青铜熔点（约1000摄氏度）低于铸铁熔点（1150—1200摄氏度）的现象，于铁胎冷却后再以泥范铸造法或失蜡法制模，并在铁胎上浇铸铜液，即可透过外铜凝固冷却时的收缩作用，而增加炮体的抗膛压强度。”30这样生产出的炮，外铜内铁，比纯铁炮更轻便，韧性佳，耐磨损，比纯铜炮更便宜，也更易散热。
中国工匠还试验了别的铸造法，比如熟铁内芯和生铁外壁的结合。这种复合铁炮甚至比铁铜复合炮还要便宜，比标准铁炮还要安全耐用。两种复合炮——铁心铜体炮和生熟铁复合炮——经证明都是非常成功的，“在世界居领先地位”。31确实，中国火炮铸造技术已十分高超，就连伊比利亚的宫廷官员都想雇用中国炮匠，让他们到果阿为印度的葡萄牙炮厂传授技术。32
明清引进红夷炮是一场声势浩大、经久不息的技术传播运动，黄一农称之为“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引进西学的运动”。33但是，制造先进的火炮只是对抗欧洲海上力量的一个方面而已，模仿欧洲的造船技术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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