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5世纪中西方战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那时的欧洲是几乎没有军事操练的。军事史学家迈克·普莱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在《剑桥中世纪战争百科全书》中说，在欧洲，“很稀奇，在15世纪末之前，很少有人提到有过这种形式的操练［比如‘合训’（collective training）］”。52另一位世界知名的中世纪军事史专家在其著作中也支持这个观点，他发现中世纪以来的军事规程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集体操练这回事，直到15世纪晚期才有，是由勃艮第人开始的，要不是西西里十字弓手的出现，集体操练可能要推迟到11世纪。53
或许欧洲中世纪操练的例证并非不存在，只是有待发现？看上去这似乎不太可能。中世纪欧洲强调的是重骑兵，将领也没有常备军，这就导致系统操练不如中国那么可行。在中国，常备陆军是军事力量的核心组成，从战国时代起就没有间断过。史蒂芬·莫利罗（Stephen Morillo）在一系列开创性的文章里写道，欧洲中世纪步兵没有操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有中央政府命令他们这么干。“操练，”他写道，“是只有中央权力机构足够强大，能够征集到足够士兵，并且富裕到能够供养这些士兵，才可能被创设出的制度……实际上，强大的陆军依靠的是强大的政府。”54用中国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标准来看，欧洲国家实在是不够发达。它们的陆军不够强大也就毫不奇怪。
操练文化的不同有可能会化解一个全球军事史上的核心谜团。西方历史学家一直在困惑，为什么欧洲中世纪战争中对手铳少有记载。在攻城时，火铳当然是最常用到的武器，欧洲人也确实是攻城炮的大师。但是在中世纪欧洲的文献中，手铳太少见了，以至于有些学者怀疑欧洲早期的手铳到底有没有用于战争。55不用怀疑，肯定是有，但是数量有限，所以历史学家认为，它们没有对战争起过多大的作用。56为什么？历史学家归咎于技术落后：“那个时候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让手铳在战场上十分好用。要到14和15世纪，火铳才会在战场上随处可见。”57
但是，中国人就在战场上把手铳用得得心应手。1380年明朝政府发布命令，让占军队人数十分之一的士兵配备手铳，到1466年，这个比例达到33%，这是欧洲16世纪中期才达到的水平。58是因为中国的手铳更好吗？可能是，但即便如此，也不会好太多。但中国人就是会使用它们，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泰国人、越南人，更多的时候，是对付中国人自己。所以技术并非中西手铳使用差异背后的原因。
极有可能是操练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系统化的操练自古以来就是军务的常态，轮射技术更追溯到古已有之的程度。确凿的证据显示，轮射在唐朝（618—907）、宋朝（960—1279）、明朝（1368—1644）就已经采用了。如此看来，中国军队能在战场上熟稔地使用手铳并非手铳技术高明，而是他们知道如何相互协作地使用它，而欧洲人想要学会，就慢得多。
欧洲早期的火枪战例可以支持这个假设。中国文献鲜少提到火铳是同时施放，而更多是说“以次而列”；同时，欧洲文献提到手铳战时（比提到攻城火炮战少得多），常常说欧洲手铳是同时齐发。在克雷西之战中，就没有提到手铳是轮流射击，而有一位史学家的描述甚至完全相反：“他们用很多火枪凶猛地攻击法国营地，所有火枪同时开火。”59多年之后，另一场重要的火枪战也表明了火枪是一时齐放的。这就是1382年的比弗霍茨维尔德之战（Battle of Beverhoutsveld）。其中一方是弗兰芒小城根特，正在攻打布鲁日。著名编年史家傅华萨写道：“根特人在小丘上集结。之后他们三百门加农炮一时齐放，然后转身，让布鲁日的士兵眼冒金星……接着他们冲进（布鲁日人的）阵列，大喊：‘根特！’布鲁日人听见他们的叫喊和大炮齐鸣……他们丢盔弃甲，扭头就跑。”60军事史学家凯利·德弗里斯大呼这场仗真是“独一无二的奇特”，是欧洲中世纪末期少有的几场以火炮取胜的战役之一，“在西欧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得一槌定音”。61火炮齐射而不是轮射，还有一场著名的早期地面战也是如此——1431年的比勒涅维尔之战（Battle of Bulgnéville），记载中有“胜利者的加农炮和小火枪（couleuvres）同时齐发”62这样的语句。
最终，欧洲人把操练纳入了常规，于16世纪中期开始推行。历史学家对此“操练的革命”大加赞誉，认为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堪为现代性发端之征兆，欧洲称霸全球之基石。可能这些历史学家的标准都太低了。中世纪的北欧在全球视野下可谓是荒蛮愚昧。那里城市化比例极低，政府落后松散，也没有官僚体系和常备军。欧洲军队从不操练这件事不该被看作文明世界的常态，而是个失常的个例。其最大可能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地区都有操练制度，欧洲没有。当时的操练并非全世界都没有，只由欧洲独享。
前文我们提到，杰弗里·帕克说过中国和欧洲都发明了操练制度，且发明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华北和希腊，然后在16世纪晚期又再次发明。”63中国无需二次发明，他们没有中断操练的传统。当欧洲的古典传统被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所截断，中国人的古典传统几个世纪以来浩浩汤汤，奔流不息。
中国没有发生复兴运动，因为传统从来没有丢弃。你可以说出各种关于“再发现”或者“复兴”的文字和事例。比如名将戚继光，帕克认为是他在中国重新发现了操练，而他却不认为是自己发明或者再发明了操练，而只是光大了古已有之并随几个世纪的淘洗变得更加精深的操练技术。他不属于复兴古制之列。他只是脚踏实地地在关注一个具体问题——如何让南中国的农民成为士兵，使其足以抵御扰攘中国海岸的倭寇。戚继光向中国古典传统寻求帮助，就像唐宋的先人那样。我们更可以说，他只是16世纪中期，在地理政治问题（北方的蒙古，以及沿海、南方地区的日本等海上入侵者）再度困扰中国之时，众多对操练方法有所著述的将军之一。(www.xing528.com)
或明或隐，欧洲军事史家喜欢对复兴夸大其词。汤姆·阿诺德这样写道：
东西方的差别在于规程，在于战术，在于欧洲人创造出了驾驭火药武器这种革命性力量的办法。和世界其他文明都不一样（大概要暂时不把16世纪晚期的日本算在内），欧洲人不满足于直接把火药武器嵌进已有的军事文化中……欧洲之外，土耳其、波斯、莫卧儿，还有中国的明帝国，战士们都快速地拿起火药武器，赞美它们的威力，但他们只是使用，却没有产生任何对于战争的本质性思考。这种重新审视只发生在欧洲。64
对于阿诺德，欧洲人新的战争艺术的背后，就只有文艺复兴这一件东西。“文艺复兴，”他写道，“……要求全盘地重定所有习俗和艺术的概念，包括战争艺术。”65其他文明满足于渐进的改造，只有欧洲人才对一切发动革命。
但是欧洲人的起点是完全不同的——没有常备军，没有日常操练，没有有效的官僚体系，没有财政机构。他们的社会构成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其他发达地区。他们当然必须推翻重来。明朝有能力迅速地把火器和他们的军队有效结合，他们不需要对兵法进行革命，因为他们和火器完全榫卯相接，包括他们的战术。只需把弩换成火铳，一切便顺理成章。操练军队的也不止中国一家。操练制似乎是所有发达的、城市化的、中央集权的地区的文化遗产。韦斯顿·库克（Weston Cook）在其杰作《摩洛哥的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 for Morocco）中探索了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复杂战阵和操练实践。66与其类似，一些历史学家最近的著作也证实了土耳其军队其实很早就相对集权，14世纪90年代就有了自己专门的火器局，1526年也疑似采用了火枪轮射的战术，用的是火绳枪。67在朝鲜，操练军队也是军事生活长期的组成部分，甚至在1447年朝鲜王朝世宗诏令“发火”部队操练轮射技术：“分为数队，每队五人，四人射击，一人迅速向铳内装药。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铳，比如双筒铳、三筒铳、八筒箭铳、四筒箭铳，还有细管铳。这让将士很是烦恼，因为每一种铳都有不同的装填方式，是以所有编队的五名成员须皆持同种火铳，方能在实战中不失效能。这是常规的操练制度。”68小队能射得多准以及是否轮流射击，尚不清楚，但是目的是清楚的：为战斗而操练。
这个研究领域大有可为，非欧洲的军事历史潜藏着许多可能性。我猜想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历史学家把目光投向欧洲之外的历史，越来越多的关于操练文化的案例将会涌现。欧洲将被视为一个反常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发展程度落后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外围地区。69
不过，就算欧洲人起步稍迟，他们革新的速度可谓迅速。历史学家认为，到17世纪，欧洲人就在战争中获得了前无古人的力量，这要归功于两个致命因素：火绳滑膛枪和反步技术。就像杰弗里·帕克所写：“操练手持火枪的军队实施轮射，技艺在经久的练习中臻于完美，这是后来三个世纪里西方开疆拓土的关键因素。”70
但是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也都用上了滑膛枪，也都掌握了反步技术。那么，东亚的步枪射击术靠什么与欧洲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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