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2年,又一支葡萄牙人的船队抵达中国海岸。率领船队的是海军上将马丁·阿方索·德·梅罗(Martin Afonso de Mello),他的使命是重修两国关系。他信心十足,顺珠江而上达广州,结果发现前路被大军封堵。中国舰队在1521年就集结迅速,而这一次,根据他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帆船总数达到了三百艘以上,大大小小,其中八十艘都是巨大的双桅戎克船,装备了小铳和其他武器”。28
两位中国主帅柯荣和王应恩都没有先发制人。梅罗写道:“他们只想炫耀实力……在我面前开几炮,擂鼓敲锣(制造声势),横在我们要进入的港口前。”30梅罗是为和解而来,于是隐忍不发,但他写道:“不能还击他们,我实在难受。”31
他尽量靠近海岸,让船队里的小船近岸去做点儿生意,但是每天天一亮,中方就派出武装小船,来回鸣枪驱赶。梅罗领了一队人去岸上取淡水,结果被一串火炮给打了回来,只得丢下水桶,直奔回船。“没带回水来,倒带回了一身血。”32
戎克战船发动了进攻,开始齐射,梅罗只好采取紧急措施。他命人割断锚绳,昂贵的锚也不要了,开始向深海逃逸。他的兄弟迪奥哥·德·梅罗带两艘轻舟在前方领航,似乎想在众多平底船的包围中探出一条路。中国舰队靠近探测船,然后开火。33
圣母玛利亚这次没有显灵。葡萄牙史家若奥·德·巴罗斯(Joao de Barros)写道:“一粒火星溅落到迪奥哥·德·梅罗船上的火药桶里,把甲板炸上了天,这是敌人胜利的第一个征兆。他和船都沉到了海底。”34迪奥哥的兄弟——梅罗上将悲痛欲绝:“我看见一艘船在火焰中爆炸、沉没,我们看不出里面有生或死的痕迹,这是我兄弟迪奥哥·德·梅罗的船,我父亲一家,还有我的家眷,十五到二十人,都跟他在一起。”35
另一艘探测船的船长,佩德罗·奥曼(Pedro Homen)看见幸存者在水面沉浮,想去救援。中国人攻击了他们,先是用炮,后来派出了小艇。佩德罗生性强悍,“是葡萄牙数一数二的大块头,精神坚毅,天生神力,异于常人”。36中国这边也有自己的英雄——“潘丁苟先登,众齐进”。37战斗惨烈。潘丁苟的同袍渐渐压倒了佩德罗的人马,不过致命一击不是赤膊相斗造成的,而是靠了中国的火炮。葡萄牙文献写道:“(佩德罗·奥曼)所向披靡,要不是(中国的)炮弹,他根本不会死 中国人怕得不敢靠近他。”38
德·梅罗赶来援手,到佩德罗船侧时已经太晚。只剩一个水手、一个侍从,躲在桅杆的望台里。葡萄牙人记载,中国人杀光了船上所有人,“因为他们冷血无情”。39中国文献也证实了这次屠杀:“生擒别都卢(佩德罗)……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40佩德罗和其他俘虏很快也丧了命,中国皇帝下令处决他们。德·梅罗逃走了,他逃走前烧掉了佩德罗的船,不让中国人得到。41
在第二次交锋中,葡萄牙人遭遇的是比第一次更强悍的舰队和更猛烈的炮火。1521年,葡萄牙人还能用精良的火炮来弥补舰船数量的劣势,1522年就完全不可能了。这说明中国人从上一次交手中汲取了经验,改进了装备。这第二支中国舰队的装备比第一支要好得多。(www.xing528.com)
他们装备了西洋火炮吗?看起来像。1517年,葡国使节第一次来到广州时,有一位叫顾应祥(1483—1565)的学者仔细地研究过他们的枪炮。他写道:“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42并且,葡萄牙人好像还被诱使拿出了一门火铳帮助中国人防御海盗,还有配合使用的火药配方。43
同一时间,还有一位明朝官员也在学习西方火炮知识。明朝后来的文献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44
官修《明史》里也有这个故事,细节稍异,但肯定了何儒“得其……船铳等法……中国之有佛郎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45
文献,至少是迄今已知的文献都不敢确定,第二次冲突中的中国舰队在火器方面的优势是否受益于西洋火炮。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获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舰船数量优势,也要归功于他们火炮的优良,以及应用的纯熟,这一点是得到葡萄牙文献肯定的:梅罗上将就曾写道,中国舰队“用小型火炮武装甚严”。46后来,他们在上岸取水时还被中国人的炮火阻截了一个小时。当他们返回船上,中国人炮火衔尾而来,攻击愈急,葡萄牙人根本无暇还击。梅罗这才断锚而逃。在其后的战斗中也是如此,中国火炮杀伤了众多葡萄牙人,于胜利直接建功。
正是如此,中国火器技术在第一次中葡冲突的系列战中远远落后,而第二次就略胜一筹,或至少旗鼓相当了。这说明中国人学习迅速,在火器装备上赶上了葡萄牙。
毫无疑问,中葡冲突是军事史上的一座分水岭,宣告了中国军事技术的革新正在深入展开。击败葡萄牙人后名声大振的汪鋐就是倡导学习新技术的代表,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中国朝野上下都渴望学习和改进外国军备。尽管今天还有许多学者认为,1433年之后的中国故步自封、拒绝革新,但这个说法不能解释以上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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