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火药时代历史回顾及影响

火炮改变了欧洲的看法，至少从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那时就有了，这一观点为后来几个世纪的思想家所认同。1亚当·斯密（1723—1790）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扩展了这个观点，他描述了“战争艺术的重大革命，而火药的意外发明看来是这个革命的始作俑者”。2火炮是昂贵的，斯密说，防御火炮的城堡也是花费巨大的，所以战争艺术的革命倾向于在富国发生。3他写道，现代战争改变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平衡，使富裕、发达、拥有常备军的国家统治了一度威胁他们的民族。“火药武器的发明，”他写道，“初看是如此有害，其结果却是施惠于文明的存续。”4

今天的历史学家都回避“文明”和“野蛮”的二分，但他们仍然相信火药和现代性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们认为，火炮摧毁了欧洲封建制，用斯密最出名的追随者卡尔·马克思更为精练的语言来说，就是“火药炸垮了骑士阶层”。5这个过程常被称为“火药革命”。

这个观点是，在封建制下，骑士、领主和自由市是抵制中央权力的，这让中央集权的国家衰弱。而火炮扭转了这种情况，因为大型的、富裕的、组织力更强的政体更能负担得起火药战争，弱小的、穷困的、组织不善的政体就只能消亡。这样就形成了循环：一个国家控制力越强，就越能吸纳更多的税收，就越能买得起火炮，就越能建造城堡。由此，在火药战争的选择下，高效、中央集权的国家留了下来。这个观点流传甚广，几乎无人不晓。6甚至对周期律和宏观论断保持警惕的历史学家都愿意接受。7

但是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更何况中国是火药的发明国，我们从前文也能看到，火炮在14世纪中期的中国战争中作用关键。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一般集中在几个方面，有的诉诸文化和制度结构的根本差异，有的强调中国战争的特殊性（公认中国喜欢防守而欧洲喜欢进攻）。8如此解答是不完善的，没有考虑到如今已经能看到的大量的中国战争数据。龙佩把这些数据纳入了考虑，他认为答案可能更为直接：欧洲在全面运用火炮之前需要变得更接近中国，也就是说，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和常备军。9

龙佩说得克制，但我们可以说得更武断一些：中国在某些方面是领先欧洲的，就像学者维克托·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所说，中国在一条长期的潜在发展趋势中遥遥领先于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这个趋势的方向是数量更少的、更加集权的政治单位。10杰出的伊斯兰研究者帕特里西娅·科隆（Patricia Crone）曾经写道：“研究非欧洲世界的学者会对一件事感到困惑，那就是欧洲的历史学家常常对欧洲获得了文明社会的常见附属品而欢呼雀跃：城市出现了，贸易出现了，定期征税出现了，常备军出现了，法典出现了，官僚制出现了，绝对君主出现了……言下之意就好像他们是唯一踏着文明的足迹前进的人一样。而对非欧洲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只能表示欧洲终于加入了文明人的行列。”11所以，我们只能把欧洲看作是一个资质驽钝的异类。火炮可能是加速了欧洲无中心体系的结束，但无论如何，封建制是注定会结束的。(www.xing528.com)

有意思的是，确实有迹象表明，火炮给中国带来了更直接的中央统治——不是在中央集权化已经牢固建立的中心地区，而是在中央权力所不及的，仍旧是半封建结构的边疆。明朝之前，中央政府靠任命当地的土司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不过，土司制度看起来在明朝和清初（14—17世纪）就废止了，变为中央直接统治。为什么这个制度经历了这么多世纪，但在这时改弦易辙了呢？历史学家张一文认为，是火炮给了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的决定性优势，使其对几百年、有的是上千年都没有直接统治过的原始地区行使了直接的控制。12这是欧洲火药革命模式的典型镜像。

所以火炮确实削弱了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国确实存在封建制度）的结构，这是可能的。但对欧洲来说，火炮带来的变革性作用被夸大了。没有火炮，去封建化似乎也会发生。一些欧洲历史学家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没有提中国。比如伟大的文艺复兴历史学家J.R.黑尔就认为，中央集权化“发生于加农炮起作用以及可运输之前，其成因和火药武器无关”。13其他研究者也有相似看法，中国的例子也旁证了这一点。14

谈了太多中央集权化，让我们再来看看别的观点，比如假设欧洲存在一场“战争艺术的革命”的观点：通过火药革命，欧洲人建立了超越世界其他民族的军事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