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与解释：中国境内战争多样性与战术分流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15世纪末期欧洲人研发了经典火炮，中国人没有呢？欧洲的历史学家认为是新式火药起了作用。火药是个顽皮的东西。即使它的成分中有氧原子加入氧化反应，也还需要颗粒之间留有空间以供燃烧。传统上，欧洲的工匠会研磨三种配料混合成火药——硝石、硫黄和焦炭。装填经典火炮出现之前的老式炮时，需要把火药倒进药室——比炮管更窄的一个小空间。但你不能填满药室，因为要留出空间让火药燃烧。然后你得塞一个木塞到药室上方，再把发射物装进真正的炮管。火药点燃，药室内的空间就让火药燃烧。压力一旦达到临界，木塞和炮弹同时射出。

但是欧洲的火药工匠在15世纪慢慢发现，使用的火药是磨成颗粒还是磨成“粉末”（corns）大有不同。微粒大小不同，发生的反应也不同。小型炮不容易爆炸，所以可以承受迅速的反应。大型炮正好相反，容易炸膛。慢一些的反应让药室里的压力不至于爆发得太快，发射物在炮膛里均匀、持续地加速，直到射出炮口。所以，小型炮可以用细粉和小颗粒的火药，大型炮就得用粗颗粒。

火药粉让大型炮变得更长更薄，因为对火药反应的控制让其压力更小。但火药工匠可能并不想得到这个结果。他们更担心的是火药受潮的问题。火药变质在欧洲尤其是个问题，因为他们很难获得纯粹的硝石。纯粹的硝石指的是硝酸钾（KNO3），而欧洲人使用的替代品是硝酸钠（NaNO3）和硝酸钙（CaNO3），二者极易吸收水蒸气而变质。既然欧洲的火药混合物中劣质替代品的含量很高，火药工匠就把它们磨成细粉，减少它们暴露于空气的表面积。所以有观点说，如果欧洲人的硝石质量更高，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相反，亚洲人获得和生产真正的硝石应该更容易，把火药磨成粉就没有那么必要，至少从减少浪费的角度出发是这样的。13

这是个有趣的假说，却也是有问题的。第一，最近的证据清晰地表明，早在1370年，中国就有火药粉存在了。中国考古学家考察了明朝初年的一些地雷，发现它们装有火药粉末，这提供了火药颗粒快速燃烧需要的空间，这是让地雷爆炸力更强的创新之举。14甚至还有证据表明，早在13世纪，东亚人就在使用火药粉了。15尽管火药粉是火炮变得更长的必要条件，但或许还并非充分条件。第二，近期的文献显示，火药粉末化在欧洲远远不是以前人们想象的那样线性的发展趋势，经典火炮出现的时间并不一定要和粉末技术传播的时间一致。16

如果粉末化的火药不能解释经典火炮的出现，那真正原因是什么？有些学者指出，是火炮制造工艺的变化。凯伊·史密斯怀疑，突破的关键在于欧洲人学会了在制造火炮时把炮口朝上：

图表2　中国火铳长度、口径比，1332—1444
来源：李斌，《明清火器技术研究》，17—19，23—24，28，34—37，52，63—97。
注：15世纪中叶的中国火铳与同时期欧洲火铳的长度、口径比相似，都是平均17.3左右。当然，比较都是滑头的，因为火铳的用途不同，长度、口径比就不同。数据取自李斌，《明清火器技术研究》，17—19，23—24，28，34—37，52，63—97。其他源自非综述类著作（Wang Rong，“Yuan dai”；Yuan，“Shan dong”；LX，107，117；Hu，“Ming dai tie pao”；Liu Shanyi，“Shandong”；Yin，“He zhang”；Chen Lie，“He bei”；Shi Wanlin，“Gan su”；Shi，“Zhen jiang”；Liu Hongcai，“Ding bian”）的数据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数据见本人论文“Late Medieval Divergence”。

现存的15世纪早期的火炮都是口径巨大的。它们不像细长炮……本质上它们就是平底的长管子。可能的解释就是，它们是用传统制钟法炮口向下造出来的，而细长炮是炮口向上造出来的……或许这就是火炮真正的“革命”之处。一旦加农炮工匠习得了炮口朝上造炮法及伴随而来的优势——目前还不清楚有哪些优势——制造“经典”形制的火炮就打开了大门。17

目前尚不知道这是否正确，史密斯也谦虚地承认，甚至不清楚这项技术带来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这肯定是更好的方法，因为它被大规模地采用了。但是，它为什么更好？这个问题只能提醒我们自己是无知的。18

到此为止，我们的解释都是从欧洲的角度进行的，何不从中国的经验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呢？或许欧洲人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后来者身份。正如龙佩所写：“没有先人之见……（欧洲人）被更新的创造力所点燃。中国的发展进行得很慢。”19这是个有趣的观点，虽然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初中国都和欧洲齐头并进，但1450年后中国就放缓速度、欧洲则加速发展的疑问。

另一个亚洲学家提出了一个极有意思的解释。肯尼斯·切斯（Kenneth Chase）认为，中国放缓了火炮的发展是因为就可克制其心头之患——内亚游牧民族而言，火炮并不好用。与马上的游牧民为敌，后勤运输是最大挑战，因为敌人且战且走，拉长你的补给线。他们突破、后撤、诱敌、交战，随心所欲。火炮再强，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有效制敌。欧洲人就不一样，他们大规模地用步兵交战，适用火炮的特点。切斯说，因此，火炮在欧洲就比在中国发展得快。20切斯的假说非常动人，但有很多疑点。(www.xing528.com)

第一，中国人自己都认为，火炮在抵挡游牧民族时非常有用。明军使用火炮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击败了蒙古人，1449年又力拒蒙古入侵。而且中国的火炮需求量很大，北方边关尽是炮台。大量资料清楚地显示，在15—16世纪，中国的征战者认为与游牧民族交战时，火炮非常有效，这一时期也正是欧洲火炮突飞猛进的时候。21比如，著名的文人兼将领翁万达就认为，只有装备了火器，他们才能有效对阵迅速移动的蒙古人。他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火炮，长城守御可用，部队深入草原追击时亦可用。火炮似乎在抗击蒙古人时起到了关键作用。22更为重要的是，切斯的假说低估了中国境内战争的多样性。游牧民族固然是北部边陲大患，但中国南部兵戈却往往和欧洲近似：两方大规模步兵短兵相接，以及堡垒的攻防。对于切斯的假说，我们也无须全盘抛弃，他只不过是解释了一部分而已。

当然了，还有一大堆解释着眼于一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的僵化：中国失去领先地位，因为它太专制了23；中国的衰落源于故步自封24；中国苦于儒家教义和深层次的文化保守。25但今天的汉学家普遍不接受这样的文化解释，因为大量证据显示，中国只是被描绘得那么的专制、故步自封和保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6

不过，答案或许非常直接，明朝人没有继续发展火炮，可能无关火药粉，无关游牧民族，无关后知后觉，无关故步自封，无关专制，无关保守主义，而仅仅是他们不需要更好的火炮。

火炮在明朝之前和明朝初年发展极快，那时烽火连年不断，朱元璋和对手们为了生存和权力正斗得你死我活。竞争环境导致快速的技术革新。到1368年明朝建立，战事不休，革新亦然。明军西进四川，北袭蒙古，西南征云南。这是几场大战，对手皆是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的诸侯，以四川为最。及至洪武驾崩，明朝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内战。这场战争中，在中国的心脏地区，大量军队互射火炮。篡位的永乐帝最终获胜，随即开始计划大规模的远征，最出名的一场是在今天的越南北部，还有五次远征蒙古——参与军队达数十万人，许多都装备了火炮。所有这些战争都刺激了火器制造、战术和管理方面的发明创新。

永乐帝于1424年死去，中国战争的频度和烈度大幅下降。从他去世到16世纪中叶，只发生了一次震撼帝国的军事事件——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火药武器在抵御蒙古人侵略的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随后蒙古人的势力式微，战争逐渐减少，烈度也降低，最重要的是，战争不再关乎生死存亡。总的来说，1449年到16世纪40年代之间的战争更像是“出警”整治癣疥之疾。明朝政权坚不可摧。事关生死的挑战不存，无怪进一步革新的动力不足。

欧洲则完全相反，在14世纪到15世纪早期几乎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战争。渊博的僧侣奥雷诺·德·博维（Honoré de Bovet）在1398年写道，西方——他称为“神圣的基督王国”——“苦于战争、分裂、抢掠、倾轧久矣，你甚至不能举出某一个小小的区域享有和平的例子，不论公国还是郡县。”27博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中国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要说中国的战争，只会比欧洲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后果更严重。但中国明朝一进入1449年后的和平时期，欧洲的战争就在规模和烈度上更胜一筹了。

英国从1455年到1485年进行了玫瑰战争，对外常与法国、苏格兰交火；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皇家海军争夺数片海域；法国为扩张领土经历了数不清的战役，有入侵诺曼底、意大利，还有永无止境的对英战争；奥地利、匈牙利和尼德兰的起义搅得日耳曼不可开交，当然还有波西米亚的胡斯战争；葡萄牙人进攻摩洛哥；西班牙占领了格拉纳达。用一位学者的话一言以蔽之：“战争在地中海和西南亚洲像火山喷发一样肆虐……冲突在地中海和西班牙-马格里布的舞台上遍地开花。”28历史学家弗兰克·塔里特（Frank Tallett）写道：“从1480年到1700年，英格兰参加了29场战争，法国34场，西班牙36场，神圣罗马帝国25场。1610年后的一个世纪，瑞典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分别每两年就有一场仗，西班牙每四年有三场。”29他认为，战争不仅是经常性的，还是长期的和激烈的。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仗越打越少，欧洲人的仗越打越多。或许这个事实比其他任何事实都更能解释为什么欧洲的火炮一直在发展之中。欧洲处于长期的“战国时代”，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

历史学家提出，所有这些战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说，火药战争催化了几个历史变化，为欧洲的现代化或至少是早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几个变化是：封建制的终结、中央集权国家的崛起和海外殖民的开始。但是，火炮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些变化？为什么中国的火炮没有带来类似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