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火器在战斗中的应用及战术改进

让我们想想明初最著名的一场战役，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之一，舰艇几百艘，参战人员达50万。14此仗亦为历史记载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火器的水战。15

鄱阳湖为战略要冲，因其沟通长江和其他河流流域。14世纪60年代初期，朱元璋在鄱阳湖上设有重要驻防部队，他本人在长江下游350英里（约560公里）处的都城南京指挥。长江上游属大汉，由陈友谅据守，此人决心夺下鄱阳湖，扼制长江下游，进逼南京。

有记载称陈友谅的大军有60万之众。这是夸大了，历史学家接受的说法是30万，即便如此，此规模也比同时代的欧洲任一国军队要庞大。陈友谅大军乘坐几百艘战舰，其中有许多还是“楼船”，如浮动城堡一般，高有三层甲板，楼船外包裹铁皮以掩护弓弩手。楼船不是用来与战舰作战，而是列于河滨城楼旁，往城墙上施放兵丁。陈友谅此前已经用此方法攻破数城，这次他要夺取南昌这座扼守鄱阳湖南滨的要冲。16

陈友谅多年未带兵打仗，但这一次他亲率大军，在1363年6月进攻南昌。守城将领正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南昌城墙被移后远离河岸，陈友谅便无法用楼船将士兵直接投放于城头。他们在河滨登陆，陈率领兵丁向城楼的一个大门发起了进攻。很快就打开一个突破口，城头明军以火器还击。可惜文献对他们使用的武器述之甚略，只言明军“以火铳击退其兵”。17不管那是些什么火铳，它们管用。陈友谅攻城不克，于是下令围城，企图用饥饿迫使城内人投降。万幸的是，一艘小渔船冲破敌军防线，摆脱敌舰，抵达了南京，向朱元璋告急。

朱元璋立即召集舰队。8月29日，他们与陈友谅更大规模的舰队在鄱阳湖相遇，后者数量是明军的两到三倍，并且塔楼高峙，俯视明军。敌众我寡，这也是朱元璋这场胜利如此著名的原因。

不过我们对这场战役的想象大多反映的是我们的先人之见，而不是明朝的技术现实。看看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朱元璋》是如何描绘这场战争的。18第一幕是一片雾气缭绕的湖面。从明军的视角看去，陈友谅庞大的战舰从雾气中隐隐出现，上千艘这样的战舰满帆逼近。两军逐渐靠近，一名军官喊道：“炮队，开炮！”两军同时向对方舷侧开炮。甲板炸成粉末，尸体飞上半空。陈友谅的大军占了上风，明军败走。陈友谅的弓箭手追杀落水的明军，并哈哈大笑。

戏剧化的影视作品并非真实的历史。首先，影片记述陈友谅拥有压倒性的火力，并赢得了第一场交锋，一名明军军官报告：“敌军大炮比我们的大，口径比我们大得多！”事实上，没有证据显示陈友谅的火器装备要高出一筹。甚至没有证据显示陈友谅的舰队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火药武器，虽然这是极有可能的。其次，一个更大的硬伤是：那些火炮像是从17世纪的西方穿越而来的——它们口径过大，安装在船侧，炮管也过长。

这些大炮和明军真正使用的大炮最重要的区别是在尺寸上。影片中的大炮至少重500千克，但大多数明初的火炮只有二三十千克，那时的“大家伙”也仅仅只有75千克。19另外，影片里大炮的口径比起它们炮管的长度来说太小了，现实中明初火炮更短，口径也更大。

那么，朱元璋战舰上的火炮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出土的明初大炮都是一个类型，叫作“大碗口筒”，短小口阔。现存的一支上刻铭文自述是1372年为水军所造，那是鄱阳湖之战的九年后。20这支火炮重15.75千克，炮身很短，只有36.5厘米；炮口直径达到11厘米，超过炮身长度的三分之一。21这类火炮还有其他样本，重量大多在8.35千克到26.5千克之间。所以，虽然这些火炮并非手持火器，而是通常安置在船上或城头，但它们也绝对比我们熟知的16世纪到17世纪水战中的巨炮小得多。22

它们使用起来也有很大不同。明朝军事典籍记载，通常火炮射出的是石弹或铁弹，有时也发射鹅卵石或金属小子弹。它们开口宽大，炮身短小，精度不会很高，所以适于大概五十步以内的近战。最重要的是，17世纪的水军火炮是用来炸穿船体的，而明朝的阔口炮则是针对士兵的。这是明初火炮的一个普遍事实：它们不是用来炸毁船体和城墙，而是用来攻击单兵的。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和欧洲武器有着巨大的不同。

电视剧最大的错误可能还在于它只展现了一种火炮，而明初战争是以火药武器种类繁多著称的。据一部明朝典籍记载，朱元璋的舰队在鄱阳湖上装备了“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可能是手雷一类）、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以及一种古怪的武器，名叫“没奈何”。这种蹩脚的武器以“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23士兵把“没奈何”用竹竿挑于头桅之上，两船靠近，就点燃火线，烧断悬索，“没奈何”落到敌船上，内装所有火器都发射出来，“焚毁无救”。24

如此众多的武器在战斗中又是如何使用的？现存史料记载，朱元璋调查了敌军舰队，对众将说：“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25于是把水师分为数队（根据文献不同，有20队和11队两种说法），下令“火器弓弩以次而列”26，然后指挥众将“近寇舟，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27(www.xing528.com)

火器先行，然后是传统中程武器，最后是近战武器，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顺序是对早期火器战术的改进。王兆春写道：“朱陈双方在鄱阳湖的决战，是我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火铳（即最早的舰炮）。此战兼用三种方式：先在远距离上炮击敌舰，以摧毁和焚烧敌船，减杀其战斗力和机动力；其次以弓弩射杀敌军，再次减杀敌船战斗力；最后是接舷跳帮，短兵相搏，歼灭敌军，结束战斗。”28王兆春鲜明地把这个战术与宋朝的战术相比较，认为朱元璋的战术开创了水战的新阶段。

事实上，这场战斗并不像王兆春所认为的那样与宋时的战役有那么大的不同。诚然，史料明确显示，明军确实依令而行，使用准备好的火药武器或射或抛，攻击敌船。但这些火器的精度如何呢？王兆春提到舰炮摧毁敌船，但对阵双方都不太可能像加勒比海盗那样舷炮齐射。进一步说，明军船上固然装备了五花八门的武器，但它们的配合如何呢？火枪射程大不如碗口炮，并且，“没奈何”也只有当两船船帮相接时才好用。从朱元璋的命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既然他命令先发“火器”，那么至少有一部分火器射程必定超过了弓弩。但“火器”这个词又太过笼统，它可以称呼新式的火铳，同样也可以称呼用抛石机抛射的旧式火炮。它甚至可以用来称呼火箭。

看起来，在这场战役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旧式的火炮。两军第一场交锋并非决战，此役之后，官方《明史》记载，将领俞通海“乘风发火炮”。29发射加农炮或者火铳，当然要考虑风阻，以便在瞄准时预先补偿。而在这里，“乘风”暗示明军使用的是燃烧性火药武器，而接下来的段落果然就说，“焚寇舟二十余艘，彼军杀溺者甚众”。30在这一历史阶段，词汇“炮”的含义开始转变，开始更多地表示铳，而不是炸弹。31不过这里，“发火炮”也许指的并不是加农炮一类的东西，而是宋朝时两军互抛的那种火炮，发射它们用的是旧式的舰载抛石机。32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没有什么新发明能完全替代旧设备，这在技术史上很常见。在明初，老式火药武器和火铳都在同时使用。兵书上记载了大量五花八门的火器：可喷射毒气或者铁蒺藜的火枪，火药箭，弩箭，爆炸火箭，还有恐怕连魔鬼都要刮目相看的炸弹和手雷，比如开花炮，西瓜炮（发射铁钩和铁蒺藜），“一母十四子炮”，等等。33

鄱阳湖之战中，击败陈友谅的并非火铳，最具决定性的还是最传统的燃烧武器——火，火药助燃之下的火。

鄱阳湖首仗下来就让朱元璋众将灰心丧气。除了首胜，陈友谅更占据着地理优势。一些明将甚至建议弃鄱阳湖与陈友谅，另去别处整军再战。朱元璋力主非战不可，饶是如此，两天后再次交兵时，明军怯战者甚众。敌舰“望之如山”。34因为裹足不前，朱元璋斩杀了十名队长。

有下属进言：“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臣以为非火攻不可。”35《明实录》记载后情：“（朱元璋命令）以七舟载荻苇，置火药其中，束草为人，饰以甲胄，各持兵戟，若斗敌者。令敢死士操之，备走舸于后。”36

火船靠近了陈友谅船队，初时风还不大，但明军也烧着了敌船。待风势渐长，火势大盛。“其水寨舟数百艘，悉被燔，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37陈友谅麾下数名高级将领及两个弟弟皆被烧死。明军扩大战果，登上敌船砍杀，得两千首级。

是火攻，而非早先的火铳战，逆转了鄱阳湖之战。陈友谅的将官开始叛投朱元璋。最终陈友谅被流矢贯穿眼睛而死。10月初，他的残部投降，朱元璋成为“群雄逐鹿”的最大胜者。

鄱阳湖之战在中国被视为火器史上的标志性战役。火铳的运用确有其一席之地，但并非决定因素；而且其使用方式和我们曾经以为的大不相同。这一点和14世纪的其他烈战——例如1366年的苏州之围，并无不同。苏州为朱元璋的另一劲敌——张士诚（1321—1367）据守，其人富甲一方，诡计多端。朱元璋的火药武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文献再一次辜负了我们对火铳战争的想象。